（記者單蔓婷／台北報導）台灣社會對身障者的環境並不友善？疫情時期身障者想去診所接種疫苗，「下雨天打著傘在外面等，跟人家排隊，一直排到門口，發現進不去」，最後只好邊淋雨邊注射疫苗。身障團體爭取的無障礙診所，已經對話8個月，到今天還是沒有結果。
民團說，這不只是診所無障礙，《住宅法》的修法也勢在必行。對於民團訴求，國家人權委員會王榮璋委員坦言，人權會目前面臨的一大困境在於，人權會職權行使的相關法案，遲遲無法通過。「人權會是否可以對私人企業與團體做調查？如果不行，我們有很多工作都不能做」。
國家人權委員會與身心障礙聯盟號召障礙者、照顧者、服務團體，在四年一次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報告審查後，發起民間團體會議具體對話，盤點公約在台實踐現況。對於身障者參與政策決策過程是否具有代表性，障盟喊「這些的東西不會自己長出來」，盼國家正視身障者表意權的培力。兼具國家人權委員和監察委員雙重身分的王榮璋嘆，人權會職權行使法案遲遲無法通過。
民團批：衛福部執意加蓋機構，明顯不理會CRPD的意見
在會議中，以往被認為適合高需求身障者居住的收容機構，近年因家長作風式服務、生活安排受監督、與社區生活孤立等因素，讓「去機構化」爭議浮上檯面。台灣障礙研究學會理事張恆豪指出，雙老家庭長期缺乏支持、自立生活與社區服務緩不濟急、障礙者面臨社區排斥與鄰避，都讓去機構化在台落實困難重重。
問及居住機構與居住社區的成本有何差異？張恆豪提醒，問題不是機構與社區何者便宜，「台灣有94%是家庭在照顧」！對於政府來說，家庭照顧最便宜，「因為一毛錢都不用付」！
智障者家長總會秘書長林惠芳觀察，多數家長認為孩子只有在機構才能獲得最適當的服務，或擔心自己年老無法照顧孩子，凸顯「我們對於身障朋友成年生活的準備不足」。
回顧智總幫助個案回歸社區經驗，50%成功，50%失敗。林惠芳列舉，除了早在三五歲就進入機構、在情感認同上將其當做自己的家，更多案主難以離開機構的原因，仍是社會排除與社會保障不足，以國民年金為例，「給付的金額連最低生活標準都達不到」。
張恆豪認為去機構化政策不是關閉機構，重點是「如何把社區支持做出來」，為此政府必須實施結構性改革。
「衛福部執意加蓋機構，明顯不理會CRPD的意見」，張恆豪點出癥結，去機構化是目標，國家應該要有更具體的策略，政府沒有具體策略，最後只能蓋機構。
智總林惠芳秘書長建議以推動兒少團家的方式補助身障發展，改善社區資源整備困境。翻攝會議畫面
法難入公私領域 無障礙不只是障礙者的需要
「我們在爭取的無障礙診所，已經對話8個月，8個月後的今天，還是沒有結果」。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理事長劉金鐘親身經驗，「我有一次牙疼到不行，我家隔壁就是診所，我進不去，我只好請家人開車到8公里外的醫院就醫」。
無障礙環境相關法規包含規範新建物的《建築法》，以及要求既有建物改善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2013年政府提出「8大類，20組，101項」全面無障礙，不論工廠、辦公室，集合住宅通通需要符合無障礙標準。
「這麼細緻的規範，還是會漏掉我們的診所」，劉金鐘說，疫情時期身障者想去診所接種疫苗，「下雨天打著傘在外面等，跟人家排隊，一直排到門口，發現進不去」，最後只好請醫生和護理師幫忙邊淋雨一邊注射疫苗。
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孫迺翊進一步解釋，基層醫師反對診所無障礙化的背後，部分考量是硬體環境改裝「要看房東意見」。設在一樓以上的診所，就算大樓有電梯，從入口到電梯的無障礙設置，「也不在醫生所能掌控的範圍之內」。
孫迺翊加碼指出，不只是診所無障礙，《住宅法》的修法也勢在必行。
他認為，高齡化社會日趨逼近，無障礙規範不僅服務於少數障礙者，「只要是高齡化，都不免和無障礙有所連接」。除了應將診所納入法定公共範圍，《住宅法》修法也勢在必行，「要去修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我們才有辦法要求公寓大廈的所有人，屋主、管理委員會，去配合無障礙的要求」。
障盟洪心平秘書長呼籲看見兒少、女性、失智症等身障少數群體獨特性。翻攝會議畫面
身障盟：國家有責任培力障礙者參與決策
除了無障礙，障礙者的表意權也在閉門會議中被重點討論。「我看完門診，醫生告訴我的家人，說我狀況怎樣怎樣」，台灣失智症協會秘書長湯麗玉分享個案的困擾，「今天是我來求診，但醫生都認為我沒辦法理解醫療決定和後續治療」。
照顧者基於愛與關心，主動幫認知障礙病患做出「最好的決策」，這真的是當事人的意願嗎？湯麗玉無奈，失智有別於因疾病或意外造成的障礙，「和在座你我都有關，將來有一天我們都會面臨這樣的問題」。障礙者的表意權，在醫療上相對重要。
「這些的東西不會自己長出來」！身心障礙聯盟秘書長洪心平喊話行政院，目前的國家人權行動計畫，並沒有看見身障表意權培力的重要性。
「政府機關說，『我不知道要去哪裡找身障者來開會』、『怎麼都是這幾位』、『我要怎麼確定這些身障者有代表性』？」讓障礙者為自己的權益發聲，從了解議題到如何表達，都需要經過長期培力。洪心平強調，如何讓培力對象參與決策過程，是國家應提供的功能。
失智症協會湯麗玉秘書長強調，高齡社會中，失智者的支持性決策與所有人息息相關。翻攝會議畫面
對於監督政府各部門落實障礙者人權，洪心平氣憤地說，「公部門也好，行政院也好，我們碰到很多狀況不是他們有作為被糾正，而是他們不作為」。
她在現場追問國家人權委員會，「未來有什麼機制可以處理這些不作為呢？」，「民間團體不知道該如何跟你們（人權會）合作」。
對於民團訴求，國家人權委員會王榮璋委員坦言，人權會目前面臨的一大困境在於，人權會職權行使的相關法案，一直遲遲無法通過。「人權會是否可以對私人企業與團體做調查？如果不行，我們有很多工作都不能做」。
「我們不是五權之外的另一權，我們只有建議權，我要得到在座各位和民眾的支持，在行政或立法部門才有影響力」，王榮璋說，溝通協調是人權會的重要的工作，未來人權會將繼續在有限的條件裡面中突破，「民眾的信任和支持，是我們重要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