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威全／倫敦大學伯貝克法律學校博士

大陸國台辦副主任劉軍川再度提到「統一後」，在北京的兩岸交流活動上他公開講話：「統一後，所有擁護祖國統一的台灣同胞將在台灣真正當家做主；在國際上更加安全、更有尊嚴」。

劉軍川首次提「統一後」在去年底，他說台灣的經濟、民生、文化、外交在兩岸統一後將受益，「台灣的財政收入盡可用於改善民生」，並強調「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導權、主動權始終掌握在大陸這邊」。去年底、今年初那陣子，中共官員提到「統一後」的還有前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他說「統一後台灣選舉照樣進行，但支持台獨的政黨、人不能參選」；當時大陸學者周志懷也公開發言，主張大陸將按自己步調「建構單方面解決台灣問題的新機制」。陸方一連串的言語，頗有台灣學者與輿論解讀為中共等不及了，不與台灣談判了，大陸將單方面有大動作推動統一。

如果陸方去年底的話語是著手推進武統、以武促統的預示，不會半年來都沒有進一步的徵兆；大陸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日前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發表演講，態度很硬：「如果有人膽敢把台灣分裂出去，我們一定會不惜一戰，不惜代價，一定會打到底。」魏鳳和的這些講法是既有立場，對大陸而言，武統與和平統一本就是無法分割的並存，不放棄武統，才有和平統一的可能。魏鳳和的老調重談不代表大陸將有武力行動，並非預告大陸正著手推動。

不管是劉軍川、周志懷、魏鳳和講話時都還提到「和平統一是中國人民最大的願望」、「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整體利益」，這些被台灣媒普遍略過的話，清楚表明大陸對台工作的基本原則。所以武統不是對台工作的主調，重點還在於習近平於2019年1月2日提出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這個講了三年的主標題，陸方在今年20大時或許會描繪更清楚的輪廓。習近平的路徑圖強調「兩岸各界人士開展民主協商來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意謂：一、統一或兩制的未來圖像是談出來的，二、兩制為何，陸方會有自己的底稿。

劉軍川等人的談法，點出若干兩制台灣方案的可能特色，大陸目前學界有研究，但還未有往上提報經跨部門討論通過的草案。兩制的問題癥結在於，大陸喊兩岸共同探索，但民進黨不可能一起探索，國民黨黨綱公開寫明堅決反對一國兩制，中共與誰探索？更關鍵的是台灣社會對一國兩制的看法，根本不可能接受。

一國兩制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共存的制度安排，但是透過怎樣的政治體制設計來承載兩制，當下只有香港基本法與基本法的具體實踐可以參考，中國外交部6月19日推出的四萬字《美國對華認知中的謬誤和事實真相》，宣稱「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得到切實貫徹落實，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但成不成功不能自說自話，香港整個世代年輕人顯然不認同，否則也不會有雨傘和反送中運動。曾任教於台灣的哈佛法學博士黃維幸在新書〈兩岸新視野－撥除迷霧見台海〉裡批評港區國安法時指出：

「促成香港特區履行國安立法責任的問題政治解決是上策，司法解決雖不習慣仍不失是爲中策，由中央越俎代庖則是爲下策。由人大略過特區立法審議這種做法，政策上說是不智，法律上說是不通，情感上說則為不堪。」

黃維幸認為，一國兩制的精神關鍵在兩制而不是一國，港區國安法則是往一國進一步，在兩制上退了兩步。

北京直接幫香港立法是高度破壞香港自治，而不是香港高度自治。北京認為港區國安法符合香港基本法，法理上最大的錯誤是認為北京與香港的關係是上與下，認為香港的自治來自北京中央對地方授權。這種科層體制的圖像違反自治概念。黃維幸在談分權（devolution）與授權(delegation)時，一針見血點出大陸學界普遍的錯誤：「不知有分權這種觀念，認為特區是中央及憲法的授權，權力可以隨時收回」。

1999年依據蘇格蘭法建立的蘇格蘭議會，未盡完善，但已是分權的具體例子，是大陸學界思考什麼是自治政治體制時很好的參考座標，不只可以用來檢討為何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會造成一整個世代不喜歡稱自己為中國人，對於思考台灣問題也有啟發：蘇格蘭議會的成立緩和了蘇格蘭獨立運動，蘇格蘭議會存在於大不列顛暨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英國）之內，而非獨立在外，蘇格蘭議會的出現沒辦法改變蘇格蘭人民在世界杯足球賽時總唱衰英格蘭隊，但穩定了英國政治體制。

一國兩制要應用於台灣，問題比香港棘手，儘管大陸宣稱，兩岸共同討論一國兩制，連國名都可以討論，但現實上所謂一國，所謂中國，詮釋權已被中國大陸壟斷，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被打壓，對台灣人民而言，當一國就是北京政府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時，當然不可能接受。

面對香港，北京壟斷兩制的詮釋權與運作，面對台灣，北京壟斷一個中國的意義，台灣比起香港當然更不可能接受一國兩制。這四個字，原本是突破既有社會主義教條的大膽創新，但在實踐與解釋上，現在一國沒有各表的空間，沒有中華民國存在的空間；兩制又只剩下中央與地方「上級指揮下級」的關係，原來的高明創見破壞殆盡，當然就沒有兩岸共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