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威全／淡江大學政經系全英文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逼烏克蘭談和、發動關稅戰，再再彰顯了美國總統川普的獨特外交手法，他不企求建立穩固、體制化的國際關係，不形成集團性的國際建制，而是個別地處理與各國的關係，藉著元首外交的手法，一一晤談各國元首推動雙邊約定。
以烏克蘭戰爭為例，川普的前任拜登關切中國大陸的立場與角色，藉重北京瞭解莫斯科、施壓俄羅斯總統普丁；川普完全不一樣，他上任前後幾次宣稱與普丁可以說上話，認為可以說服普丁。川普上任後與普丁談也與烏克蘭主席澤倫斯基談，中國大陸不再面對美俄左右逢源。2023、2024年可見中國政府歐亞事務特別代表李輝赴烏克蘭、波蘭、俄羅斯與歐盟諸國，與各方溝通如何解決俄烏戰事；川普上台後，工作落在新任中國政府歐洲事務特別代表盧沙野身上，他的穿梭舞台受限，只能在媒體呼籲「烏克蘭和平進程不能僅由美俄說了算，至少歐洲方面就很有意見。」這話也點出當下川普主導、美俄密謀的現實。
面對貿易與關稅，川普也是幾度宣稱他與中國大陸主席習近平是好朋友，兩人應該要談。相較於拜登企圖建立美歐連線，連結美日韓高峰會等國際機制以打群架，川普與歐盟、日本、加拿大等，又吵又談都個別處理。
元首外交不是川普的專利，歷史上的美國總統尼克森與狄奧多·羅斯福都有類似手法：冷戰時期尼克森直接與毛澤東、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互動，羅斯福也以親力親為參與協調知名，成功調停了日俄戰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這兩位總統的元首外交是補充既有國際秩序的不足，而川普是不甩國際秩序也不企圖建立整體性的新秩序。
拉著各國元首一個個談的同時，川普把協商當秀場，擺明了演給美國人民看，他與澤倫斯基公開地針鋒相對，與日本首相石破會談有2／3的時間對媒體公開，然後散場時拒不握手，都迎合了關稅戰的本質，所謂「交易導向」、「利益至上」，川普現實主義關照的是選票與特定階層的利益，基於內部政治的須要而非精算過的美國整體利益。
這點與1930年代時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關稅戰雷同，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源自於共和黨想要爭取農民選票，提案對進口農產品加稅，是否真的有效另一回事，但媚俗動作獲得農民掌聲，很快地取悅選民的動作不限於農民，成為一連串地人人皆有的政策賄選、政治分贓，然後進口萎縮、消費萎縮、蕭條更劇。
川普的手法有1930年代的影子，包括他喊出的「對等關稅」，這名詞也是抄襲自1934年的對等貿易協議法（俗稱對等關稅法或互惠關稅法），只是1934的對等關稅法賦予美國行政體系與各國協商的權力，以求降關稅，今日川普挪用了對等關稅這詞但意義完全相反。
1934年之後的數十年，美國帶頭鼓吹國際貿易，建立國際貿易秩序，在之後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與世界貿易組織（WTO）都扮演了領導角色。
總結1930年代的經驗，第一步，美國先因為內部政治、民粹主義而發動關稅戰；第二步，各國報復、對抗；第三步，接下來美國換黨執政後開始與各國協商；第四步，逐步推動建立穩固的國際規則與體制。當下川普的關稅戰，原因相同，用的名詞一樣，當下才走到第二步，但各國已著手往第四步走，4月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史無前例的「中央周邊工作會議」， 搭配其繁忙的與日本、東南亞的互動，可見其外交與經貿的部署；結群結盟的不只中、日與東盟，為了5月19日的歐盟─英國高峰會，倫敦與布魯塞爾也起草了「新戰略伙伴」綱要，對抗川普以強化安全和貿易。如果關稅戰最終會落幕，以新國際秩序的建立為和局，未來接任川普的美國總統，以1930年代的歷史為鑑，再次帶領美國參與成為新世界的積極構築者？還是孤立地自成一國？關鍵仍得看屆時美國內部政治的動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