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若彤／文史工作者（《原來二二八》作者）

這是基本功，閱讀他人的研究，當然是看看大家都說了些什麼。但進一步去看看他們沒說什麼、甚至隱藏了什麼，往往會為求知者開啟另一個前所未見的宇宙。

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在2015年的時候交出了一篇論文〈臺灣戰後初期的「歷史清算」（1945-1947）〉，這篇文章，於2016年底，刊登在台大歷史學報第58期。

所謂的「歷史清算」，是陳教授在此篇論文中參考韓國學界「過去清算」發明並推廣的概念。她認為，臺灣戰後初期的這一段歷史，是一種主要發自民間的、脫離異民族的反殖民反日鬥爭，和脫離威權邁向民主的轉型正義不同。

這言下之意，似乎是暗示了轉型正義本來就不需要包含日本這一塊。

所謂「臺灣在戰後初期發自民間的反殖民反日鬥爭」，具體來說是指哪些歷史事件呢？陳翠蓮以戰後初期臺灣人對日本人的「報復行動」開始談起。

當年日本投降後，臺灣總督府的統治威信崩盤，日常行政執行力急遽弱化，警察無力應對蜂起的各種反日組織與對日本人的攻擊，而其中最震驚各界的大案，就是「對戰爭末期製造冤獄的日本特高警察所採取的赤裸裸的復仇手段」（陳翠蓮語）。

請注意這裡面的兩個關鍵用語「製造冤獄的日本特高警察」、「復仇手段」，因為我們等一下就要翻轉這兩個讓大家被名詞侷限了視野的敘述。

這個發生在戰爭末期的事件，現在普遍被稱為「高雄州特高事件」或「高雄州特高冤獄事件」，是大日本帝國在戰爭中，以國家安全為由，將涉嫌勾結外國（中米英）或主張臺灣獨立的臺灣人加以拘捕、刑求、監禁，導致多人死亡，整個過程涵蓋鳳山、東港、旗山、旗後等地，其中以東港規模最大、死亡人數最多。

只要我們對於司法系統有基本的常識，就可以知道，警察就算他再高，也無法製造冤獄的，製造冤獄的是法官。

「特高事件」或「特高冤獄事件」，這種名詞侷限了你我的想像，以為這是一個侷限在特高警察內部、甚至是高雄州的特高警察內部的枉法事件。如果你去看維基百科〈高雄州特高事件〉條目，還會看到當年有日本的檢察官仗義執言，為臺灣人說話，使得事件的影響不至於擴大的相關描述。

實則翻開當年該事件被害人聯名上書給新政府的陳情，涉及這個事件的，可不只是特高警察，還有知事、憲兵隊、檢察官與法官，以及與特高警察協力的「密偵」。這份陳情信將涉案者一一點名，包含七名高院地院法官、六名高地院檢察官、四十餘名警察、四名憲兵等，並聲明，這些密偵是哪些人，去問「高雄州警察部高等係仲井清一以下就得明暸」。

製造冤獄的，究竟是僅止於高雄州特高？還是系統性的枉法？

這封陳情書分別就事件中日本官吏草菅人命、不法拘禁、檢察官及豫審判官之不法行為、高等法院判官之背理行為、貪污行為、暴虐拷問等情形，控訴日本官吏在事件中的暴虐行為。有別於維基百科〈高雄州特高事件〉條目舉出了一位仗義執言的檢察官，陳情書所呈現的檢察官則是另一個形象，不但不在正式的法庭審問犯人，而是在牢獄內的倉庫、休息處、派出所審問，而且在審問過程中若遇到犯人或證人翻供，「即受毆打且再發交高等警察拷問必使前後之供詞一致者方肯釋放」。

陳情書甚長，茲錄「暴虐拷問」一段：

「在高等警察訊問室使用之刑具多樣，有如飛機之模型使民等跪在橫木之上，以繩縛住，而用足力陷之，使跪者登時痛苦不堪，或致絕息，或兩便交流，至此有求死者不得之慘。又如使民等脱靴、手足並行作牛馬步走之狀，或用細繩縛住兩手弔之使足離地，加以鞭笞，又將吸香煙之火烙人頭面，或將火燼插入衣服內，使烙及腹背，痛甚欲絕，又以木屐毆打頭面，或使兩手高擎一椅子，如稍示疲倦，即鞭撲全身。或注水入鼻孔，使人氣息欲絕，或縛兩手、反背而弔之離地加以鞭笞等種種暴虐無道之行為，不遑枚舉，因此有膚裂骨折者，為狀極慘。」

1946年1月4日，前高雄州潮州郡警察課長仲井清一，被人發現陳屍在楠梓坑仔橋旁，死狀甚慘，這距離台灣光復，才過了兩個多月。

這個當年轟動全台的仲井清一遭暗殺事件，被學者陳翠蓮引用，作為她「歷史清算」概念的一個例證，這個發自民間的暗殺事件，是臺灣人民對於日本時代高雄州特高警察枉法行為的一種「復仇手段」，是臺灣人民在戰後自發的反日、反殖民行動，是她所謂「歷史清算」的一個環節。

但問題恰恰就在於，仲井清一被殺，真的是「復仇」嗎？

學者撰寫論文，在正文以註解揭露其資料來源，一般而言，我們可以推定作者應該是看過這個來源資料的。不過，〈臺灣戰後初期的「歷史清算」（1945-1947）〉中，引用了檔案管理局所藏檔案，稱「警備總部派出幹員王友煥調查後指出，此報復事件係『高雄劣紳』郭國基以5萬元為餌、說服前臺灣義勇隊分隊長凃光明所為」。

圖：截自陳翠蓮〈臺灣戰後初期的「歷史清算」（1945-1947）〉，收錄於《台大歷史學報》第58期，頁205

雖然作者陳翠蓮讓我們把目光集中到了引號中的「高雄劣紳」四字，但請不要被她影響，讓我們把目光集中在「報復事件」這四個字之上。

如果你像我一樣，好奇跑去看了這份她所依據的檔案，你也會和我同樣地驚呆，到底是什麼樣的邏輯，可以讓陳翠蓮把這份文件中所敘述的經過，總結為「報復事件」？

不但不是報復，檔案中呈現的，是一場斷尾求生的謀殺。

這份檔案是一份調查報告，由當年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兼省警備總司令陳儀所發出，代表當時臺灣最高統治者對此案的理解，並以極機密發給警務處長續辦。

圖：「派王股長友煥前往嚴密查報有關高雄劣紳郭國基楊金虎互控戰時媚敵作奸光復後煽動民眾反對政府一案」，〈東港鳳山殺人〉，《內政部警政署》，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1010000C/0035/057.43/10/1/016

該調查報告指出，日本時代，郭國基和時任警察的弟弟郭國清和仲井清一聯手陷害鳳山東港案件中的臺灣人，在光復之後，害怕仲井清一會因此被留在臺灣追究戰犯責任致東窗事發，因此以5萬元、介紹官職為條件，買兇凃光明下手。凃光明夥同另一名和仲井家有私交的黃清水，假冒國軍少校、偽稱屏東憲兵隊請仲井清一去一趟，再由黃清水勸說，成功讓仲井清一離家後殺害棄屍。

圖：郭國清在日本時代擔任巡查，中華民國時代續任警察。

這到底哪裡有一丁點像是「報復事件」？

話說回來，當時的臺灣民間的確有濃濃的向日本人復仇的聲浪，但具體到這件最聳動的暗殺大案，其背後本質到底是不是復仇，這顯然不是像陳教授說得那樣理所當然，更遑論她還超譯了這份原始的調查報告。更遑論，這篇正式刊登的論文，或許還有同行審查、同行閱讀，居然也沒有人能發現這個超譯。從反日、反殖，到反威權爭民主，一條優美的臺灣史線條就這樣展開在世人的眼前。

其實，查出郭國基以5萬元為餌、說服前臺灣義勇隊分隊長凃光明下手的，並非王友煥，而是陳儀得到的情報，「高雄劣紳」也是陳儀叫的，他將這個情報以極密件轉給警務處長要求續查，警務處長才派王友煥去查，但針對仲井清一案，王只能確認是凃光明幹的而已。倒是針對其他的舞弊案件，王有查到一些端倪。

這個「其他的舞弊案件」是指什麼？這就要回到仲井清一被殺案本身。

這位涉嫌下手殺害仲井清一的凃光明，就是後來在二二八事件中，因為前往高雄要塞司令部談判、疑似拔槍行刺彭孟緝而被補槍決的那位凃光明。

其實我們只要能理解了凃光明的身份變化，一定程度上就能夠幫助我們梳理戰後初期複雜的政治局勢，也能對理解往後的政治，提供一個歷史明鑑。

凃光明是澎湖人，在戰爭中一度在汪精衛政權做過事，戰爭最末期，他加入了臺灣義勇隊及上海別働隊，這也就是說，他從原本站隊日本，瞬間站到了中華民國這一邊。

為還不知道的人惡補一下這段歷史，日本投降後到台灣光復前這段統治空窗期，一般都認為是在日本統治下極守秩序、有著現代化素養的台灣人，自動自發維持治安，實則不然。所謂的自動自發，實際上是由國民政府的情報人員隨著盟軍船艦先來臺灣，聯絡地下同志及友我仕紳進行正式接管前的準備工作，這才有後來大家看到的「張燈結彩喜洋洋」的場面。

各收復地區都有派遣人員，派來臺灣的是張士德，他同時具有臺灣人、農民組合、台共元老、軍統、臺灣義勇隊與三民主義青年團員、中美合作所等多重背景身分，這就是為什麼戰爭末期倒戈到臺灣義勇隊的凃光明，會參與收復初期的「日產清查」工作（據稱是由郭國基推薦）。因為依照收復計畫，張士德來台有兩個最重要的工作，除了拉臺灣人先「接管治安」之外，就是「保護待接管日產」。

問題就出在這裡，以新附的三民主義青年團臺灣區團團員為主幹的「保護待接管日產」行動，本來應該是要把財產保護好，等真正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抵達之後，功成身退，將財產移交為國有，但實際上卻是許多人趁著接管之便，直接把日本人的財產佔為己有，或從中取利私相授受。連紀政的父親紀清池，都曾自述他也接管了日本人的土地在上面蓋房子。

 

 圖截自〈紀清池訪問紀錄〉，《新竹風城二二八》

後來才到的陳儀，反而是為了處理這中間的貓膩，讓人把到手的財產吐歸國有，上下都不討好，引發了政治動盪。

為什麼提到這一段，是因為只有理解了這一段，才能看清仲井清一案的全貌。

從當時的調查報告來看，在國軍尚未進駐高雄之前，這些立馬站隊中華民國的士紳，以歡迎國軍為由，向包含台電等多個單位強制募款，在這些人的接管之下，涉嫌強佔了帖佐醫院，當時高雄與台北菊元百貨、台南林百貨齊名的「吉井百貨」（建物本體受炸嚴重），甚至都不在接管的清冊上。由於仲井清一案引發了輿論矚目，相關人士的案件也陸續浮上檯面，導致高雄市長連謀（軍統背景，福建人）緊急離職回大陸，其任內發生的舞弊事件也一一曝光，在二二八前夕，最高層級已經起訴了市參議會的兩名涉案議員。

這就是為什麼，前面提到的調查報告，其標題是「郭國基楊金虎互控戰時媚敵作奸」，郭國基涉嫌的是日本時代的冤獄事件、仲井清一案以及前述歡迎國軍強制募款舞弊案，而楊金虎則是在日本時代，組織志願兵制實施嘆願會、徵兵制實施嘆願會、皇民道實踐會，並率先改日名為春風宗里，為日本政府大力召募臺灣青年從軍、建築機場。兩人在當時互看對方不順眼。

一樁暗殺大案的背後，在陳儀的主導下，參與高雄州特高事件的日本人，以盟軍規定非技術人員不得留台為由，在逮捕後立即遣返了日本本土。

在仲井清一案後消失的凃光明，在二二八事件當中現身高雄市從事反抗行動，被捕槍決。

與郭國基一同攤派歡迎牌樓經費、當時揹了幾起舞弊案件的高雄市參議員黃賜，後來在二二八事件中佔領了市政府，死在攻堅的彭孟緝部隊之手。

圖：〈黃李肥私案開審，高雄市兩議員，藉團體名配水泥轉賣〉，《民報》，1946年10月7日

郭國基雖然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常務委員、發表了《三十二條處理大綱》要求國軍繳械，但意外地全身而退，日後仍得以省參議員身分，質詢台大校長傅斯年。

今日，在民進黨轉型正義的大旗下，眾人平反的平反、賠償的賠償，已無人記得當年疑案纏身的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