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單蔓婷／台北報導）《社會救助法》讓低收是一個身份，綁定了各種福利，如果沒有低收身份，會處處受限；但要降低貧窮污名和歧視，難度高卻無法迴避，這是未來這部法案修正的方向，立法院今天開公聽會討論。

學者說，《社會救助法》附加條件多、資格門檻高，造就台灣貧窮率僅1.3%，遠低於學者推估的16%及日韓等國。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今（15）召開「社會救助法修法方向」公聽會，如何解套家戶合計、虛擬所得、擴大無家者的定義、中央政府又該如何協調各部門翻轉防弊式思維，都是討論熱點。
 
「低收是一個身份，綁定了各種福利，如果你沒有低收身份，你會處處受限」，台大社工系鄭麗珍教授提醒，「問題出在行政審查中防止福利依賴的考量」；興隆會所社工林建宇也直言，殘補式的救助思維，更助長「社會問題個人化、個人問題病理化」；立委范雲則認為，如何在大幅修法給予福利條件的同時，降低貧窮污名和歧視，難度高卻無法迴避。
 
衛福部次長李麗芬承諾將各界意見納入研議。對於各個部會慣用身份來劃定取得福利的資格，她認為可以思考更多，比如長照老人生活津貼的補助條件已放寬到「家庭總收入，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費標準之2.5倍」，兒少也是2.5倍，身障會更高。

修《社救法》連動200多條法規，希望各部會進一步思考，「有些服務是不是一定要綁低收中低收身份」？李麗芬表示衛福部已委託研究案，也會持續和縣市政府討論，盼修法更符合現況與民眾需求。
 
家戶合計不合理　社會變遷下家庭關係已改變

立委洪申翰印象深刻，「2020年疫情剛起，要發紓困金，要怎麼把錢發到賣玉蘭花的人手上」？洪申翰說，當時只有急難救助可用，但急難救助也以家戶作為單位，「我們來來回回談了很久，最後用了切結書的方式來認定」。他感慨「我們要提供資源給低層，連合法的管道都沒有」。
 
「如果這麼多人要靠行政解套，制度上是否已不合時宜」？台灣社會福利總盟副主任劉威辰認為，我國的家戶制度過於嚴格，因此法律上設置諸多解套措施，包括未共同生活、沒有撫養能力或事實、沒有結婚、539條款等，但最理想的狀況，還是要回到「同居共財的單一基準概念上」。
 
劉威辰以同樣受儒家家庭觀念影響的東亞他國為例，南韓已觀察到家戶變遷趨，從2015年起將「無撫養能力親屬」門檻從最低生活費的1.3倍，調整到所得中位數。相當於在台灣，將原本「2萬4以下沒有撫養能力」調整到「4萬2以下沒有撫養能力」。這一舉措讓南韓在2015年救助受益人口增加40萬。
 
社福總盟建議，若家庭結構回歸共同生活單位較難實現，也可參考韓國，只將有餘裕的人納入應計人口，或像日本，只將有餘裕的財產納入應計範圍。
 
芒草心協會秘書長李盈姿也說，雖然衛福部認為539條款可免除列計，但實務上仍會遇到社工不敢執行，「我們最常遇到個案提出低收入申請，審核社工還是會建議你透過法律去向小孩請求撫養責任，這已是常態性要求」。
 
運用急難救助來幫助無法列冊的貧窮者，李盈姿坦言，「救急和救窮是兩件事」，何況急難救助在申請時也有門檻，如在三個月內有急難事實。就算審核通過獲得1萬至3萬補助，若拿到補助後如果還是陷困，一年內最多申請兩次為限。
 
戶籍制度無法反映居住事實　地方政府盼有一致認定標準

對於經濟弱勢者租屋無法入籍，內政部戶政司張嘉玲科長指出，因《戶籍法》規定，只要有遷徙事實，就要去辦理戶籍登記，這是為了確實戶籍資料，也是《戶籍法》「人籍合一」的管理精神。為了保障租屋者入籍權益，地政司的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已有規範載明房東不能拒絕設籍。若房東違反，《消保法》中也有罰則處理。
 
台北市社會局社會救助科陳肯玉科長則表示，實務上確實會遇到很多低收入戶沒有辦法設籍在居住地，「解決方法是只要他實際居住在台北市，就算戶籍在戶政事務所，也可以申請低收入戶」。
 
陳肯玉提醒，如果開放居住地與戶籍地皆可申請福利身份，行政手續混亂。建議以居住地為準，「所有低收入戶的審查標準和補助金額，都是以居住地的生活水平去訂定的，如果沒辦法設籍，我們協助民眾設籍到居住地的縣市政府，這是比較可行的做法」。
 
新北市社會局社會救助科郭宏昇股長認為，目前新北在安置、醫療、租屋、就業福利上，已有在地化服務的形式，不會因為人籍不合一而有所影響。至於認定福利身份，不論是以戶籍地還是以居住地，「我們認為必須有一致的做法作為修法方向，不會因為他是街友，就可以向居住地申請，而其他民眾必須匡限在戶籍地」。
 
內政府營建署國民住宅組技正張瓊月則回應，會配合衛福部研議，滾動修正住宅補貼的規定，「我們去年開辦300億元擴大租金補貼，已取消承租人戶籍設在租屋處的規定」，申請租金補助是不需要把戶籍遷入的。
 
預設「應工作而未工作」　虛擬所得不符現實  

人生百味研究員周上智從111年人力調查資料出發，近80萬人是從事非典型工作的，其從從事部分工時的人，平均收入只有1.8萬。周上智認為，目前制度以工作能力有無，粗暴二分了貧困者是否有賺取基本工資的責任與義務。而虛擬收入從根本上就缺乏合理性，增加再多弱勢身份標識去打折，也是掛一漏萬。
 
周上智認為，衛福部應針對「低於基本工資」，或者「有就業能力，而未就業」這兩群人，通過和勞政單位協力，發展出多元化的勞動評估。他認為，政府必須要承認在非典型勞動中不完全的勞動狀態與工作能力，研擬出不同勞動狀態下的階段處遇，以此作為取消虛擬所得的配套。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王麗雯專委回應，現有15條之1保留了「3+1」規定，讓民眾在投入工作時有過渡期，不用納入所得。「這些設計在法規中都有，大家提到比較多實務面上，每一個人都有他特殊的情境狀態，可能要在第一線工作中，更符合人民的期待」。
 
社福總盟劉威辰說，補充性原則雖然是維繫體制的必要機制，但「我們並不直接認為虛擬設算，有鼓勵其就業而非讓他們僅接受補助的功能，它最大的優勢是節省行政成本」。
 
劉威辰指出，他國也有維繫工作倫理的措施，比如香港，領取人要參與就業方案，否則就無法領取補助；美國則設計領取期限，或設計工作時數要求，要求參與每週二十小時的工作時數。

「有這麼多方法可以維繫工作倫理，我們的救助法卻選擇最殘忍的方式，直接把人擋在門外。我們呼籲社政單位和勞政單位配合。今天如果衛福部認為未就業或未充分就業要以虛擬所得設算，我們建議可以採用自述收入搭配勞政單位協作的方式進行」。
 
立委范雲最後表示，希望衛福部在研議法案的過程中，能多徵詢第一線服務團體了解實務，「地方政府的發言和團體的認知是有點落差的，我相信與會的部分和其他沒有來的地方政府是非常不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