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楊政凱／台北報導）港版《國安法》限縮言論自由，媒體環境、新聞工作者飽受威脅。《菱傳媒》專訪和香港傳媒界關係密切的學者，他們借鏡台灣戒嚴時期經驗，認為即使時局艱困，媒體仍有生存空間，也能扮演培養公民素養的關鍵角色。

教育部玉山學者李金銓，曾於香港任教數十載，於港英時期的70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系擔任講師後，便開啟與香港的不解之緣。育才無數的他經歷香江多次社會脈動轉向，學術研究亦關注於兩岸三地的媒體發展。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管中祥，除進行香港媒體研究外，過去也經常赴港，從而結識當地非營利組織與獨立媒體。有些媒體和他創辦的《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簡稱公庫）性質相近、交流頻繁，除將報導交換刊出，也會前往台、港社運現場做異地採訪。

李金銓說，《國安法》將深遠地影響香港媒體。左派媒體如《文匯報》、《大公報》是風向標，用以探測港府意見。立場親中的媒體如《東方日報》則沒影響；然而像《明報》這類質報，雖然能維持一定獨立性卻也過得艱難，不僅專欄已不復見批判中共的力道，中國維權新聞也逐漸消失。

他指出，中共領導人的態度向來牽動著香港的言論自由。鄧小平曾保證香港「馬照跑、舞照跳」；江澤明為爭取美國的「最惠國待遇」，也不過多干涉；胡錦濤時期採「無為而治」更有空間。正因為歷來衝突再多都保有一定底線，沒人相信言論自由會在一夕之間崩壞，直到《國安法》頒布。

他也借鏡台灣戒嚴時期的經驗，分析報禁下黨外雜誌能生存的原因：
其一，黨外運動的支持，若沒有黨外運動，黨外雜誌將缺乏力量。
其二，黨外雜誌的編採人員少，但稿源無虞，新聞會由各大報如《聯合報》、《中國時報》及《自立晚報》的記者當內應提供。
其三，當時民間與國民黨有諸多矛盾，而台灣的大小選舉多，每到選舉只要批評國民黨就會有銷路，也因此養活黨外雜誌。

同時，他認為香港作為國際都市，若不挑戰中共統治的核心價值，尚有經濟、社會或法律等議題能寫，媒體能藉由報導來觀察官方反應，呈現動態、相互試探底線的過程。

李金銓進一步說，1980年代台灣尚處於戒嚴，當時出現環保運動及消費者保護運動，儘管是做非政治性的倡議，卻培養出人民的「權利與義務」觀念。他強調，當社會運動發展到一定程度，先前建立的觀念將會「水到渠成」，透過不同領域、議題的行動，將民主思想引渡到政治領域。

管中祥也認為香港是經濟重鎮，管制較其他省份寬鬆，媒體仍能扮演監督角色。同時政治之外還有許多議題值得關注，如警隊爭議或拆遷議題等，這類報導同樣關乎公眾利益，而不直接挑戰政權，中共也能藉以了解治理香港的問題。

台港傳媒交流難再續　獨立媒體發展考驗多

未來和香港獨立媒體、民團還有機會合作嗎？管中祥坦言「有困難」，現在就連做訪問也是小心翼翼。他曾在FB發文回顧一則香港歷史建築報導，並標記一名香港朋友，不料友人私訊請他移除標記，只因擔心遭控「勾結境外勢力」。他因此自責無意間的舉動，竟為朋友帶來風險。

對於香港近年成立的小型獨立媒體，李金銓認為它們有崇高理想性，但眼前仍有許多現實問題。好比經濟基礎上，短期透過募資能維持營運，但長遠來看並不穩定；且民眾能在主流媒體取得新聞，該如何彰顯獨立媒體的獨到之處？消息來源不足也是可能困境，除人手不足外，若政府不承認記者資格，採訪將受限。

管中祥的看法較為正面。他認為正因為「小」，組織型態更有彈性，不需要固定辦公空間，人力及設備需求也不大，而能在一定募款或金主支援下生存，如《公庫》已15歲，關注勞工議題的《苦勞網》更超過20年，它們的組織規模確實難以擴大，但在言論市場中仍能佔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