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楊政凱／台北報導）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爆發，隨後疫情蔓延，港版《國安法》在2020年頒布，香港社會動盪，衝擊不少學生，兩名去年甫從大學傳播學院畢業的新鮮人，在言論緊縮的環境下，仍秉持記者理想，更重視為弱勢發聲。
據香港政府統計處資料，截至2022年底，過去1年便有6萬名港人離港；流失情形在青年族群尤為明顯，自2019年底已來，20至24歲的青年銳減8萬9千多名，人數遠超其他年齡層，時局不穩定是促使人們離港的主因。
Chloe去年剛從大學畢業，求學時正歷經反送中及《國安法》頒布帶來的動盪。就讀傳理學院的她回想2019年9月開學後，老師會在課程中加入反送中運動的內容，除了供同學討論也樂於分享自身觀點，紀錄片的教師更表明有到現場攝影，並教導學生該如何拍攝相關主題。
2020年6月底《國安法》實施後，授課內容隨之大改。譬如「中文新聞」這門課，課程影片不留檔，有關《中英聯合聲明》、中國維權案例等敏感文件，也不加註文字，只在授課時口說以防遭人舉報。她更明顯感到同學有所顧忌，不再踴躍發言，有心做新聞的人乾脆翹課。
Chloe同時是學生會編輯委員會成員，除做校內新聞，反送中期間也進入現場採訪。透過編委會讓她接觸到業界前輩，如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她更擔任過記協的執行委員。Chloe透露，在當局壓力下記協曾考慮過解散，但目前仍是少數還在運作的工會。
這段經歷也搭起Chloe以兼職身分進入《立場新聞》的橋樑。《立場》工作內容不因正職或兼職而異，過程中她便嘗試不少報導主題，如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誘捕野豬爭議事件中，她一接獲消息便趕赴現場，直擊香港漁護署如何無謂地「人道毀滅」野豬。
《立場》停業，許多同事深感挫折、不知該何去何從，直到去年夏季，她們驚覺自我審查下許多議題在媒體消失，使命感驅使下才開始重回新聞崗位。Chloe目前除了在書店兼職，也接案做數據新聞或專題報導，儘管曾應徵上其他正職工作，但考量到目前主流媒體的氛圍不好，她便維持做自由業。
社會動盪不改其志 記者暗路尋光明
局勢如此為何還想當記者？Chloe說在反送中時資歷尚淺，但總覺得自己是旁觀者，沒能幫到抗爭者。她認為如果繼續當記者，為弱勢的人發聲，「或許也算有做些什麼。」
民主派媒體陸續停業、記者接連被捕，Chloe不解為何媒體人要被如此對待？但她更不願辜負過往所學。種種經歷讓她看到除政治議題外，仍有許多社會議題需要關注，她說，「許多人並非不願理解政治，而是生活的困境令他們無暇顧及政治。」
有一次她遇到宿舍搬遷爭議，當時校方在深夜突襲，要求國際學生立即搬離宿舍，好作為隔離病房。但學生的補貼金額微不足道，國際生宿舍又和本地生寢室相近，徒增感染風險，經她報導後、主流媒體跟進，引發輿論關注，校方最終停止這項決策。
「也許有些成就感吧？」這件事讓Chloe相信能藉由報導幫助他人，就算只是些微改變。在社運現場的衝突事件和旁觀角色，那些負面情緒常令她難以承受，但她清楚記得學校老師曾說「新聞業是有希望的」，好比主流媒體中依舊有人在努力做新聞，香港媒體應不至於崩壞的太快。
那一句「他覺得有希望」，就這麼支撐著Chloe。懷抱著忐忑的心，她走在黑暗中尋找光明。
親歷第四權成政府傳聲筒 法庭上記述時代精神
阿樂同樣才從新聞系畢業，他曾到香港電台實習，試圖了解在這樣的時代，還能如何做新聞？不料半年後人事異動不斷，時任廣播處長梁家榮解任，質疑港警的助理節目主任利君雅未獲續約；深度探討社會議題的《鏗鏘集》節目團隊半數不續聘。深具監督色彩的港台，就此成為替政府喉舌的傳聲筒。
輾轉去了幾家媒體，阿樂來到《立場新聞》，不久後卻也走入歷史。其實他想做體育新聞，但在社會氛圍下，也影響到自身選擇。阿樂目前專跑法庭新聞，認為它們不若其他報導有許多取得管道，且自2019年後，反送中所衍生的案件便達上萬件，在主流媒體傾向官方立場的背景下，更是重要。
阿樂說，過去的事不能讓它默默結束，而是要透過報導讓大家知道，這些案件關乎公眾利益。他認為唯有正視過往、反思其中意義，社會才有可能向前走。他說，任何人都有自身立場，但並不表示能如實報導，「如實」也是他堅守的新聞價值。
之後會想到主流媒體工作嗎？阿樂只說「很難」。因為不時聽聞具《港蘋》或《立場》經歷的人不獲聘任，他也不想隱藏曾在《立場》工作的背景；同時主流媒體限制多，他接受不了，畢竟媒體公司受當局控制，報導時難免自我審查。
好比做工地意外新聞看似一般，但背後可能牽涉政府管理疏失；或是報導防疫政策時，該放入批評觀點，還是只能說它好？誰也不知道這些報導什麼時候會變成「敏感」。他若有所思地說，「做日常新聞的確沒太大問題，但什麼是日常？什麼是敏感？由誰來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