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傳媒／綜合報導）民進黨前副秘書長林飛帆遭質疑任黨職期間消極處理黨工遭性騷案，外界要求他退選立委聲浪不斷。林飛帆昨（9日）表示，因為相關制度，當時婦女部前主任許嘉恬告訴他當事人決定不進入申訴機制後，他只能表達尊重當事人決定，他也指出制度性的缺陷，讓受害者不敢進入機制；對於當時沒能做更多，林飛帆也再次表達歉意。

民進黨昨天公布近期性評爭議的調查結果，指出許嘉恬於2022年擔任婦女部主任期間，同時為「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執行秘書，在處理性騷案過程中，未確實依規定，採取立即有效糾正及補救措施，甚且於與被害人會談期間，使用不甚恰當語句，使其產生感受被否定與受害經驗被質疑的情緒，並指許嘉恬在知悉疑似性騷擾事件發生後，恐因相關經驗不足，未依規啟動必要程序，確有相關行政疏漏。 

以下是林飛帆臉書全文：

這幾天，對於在我擔任副秘書長任內督導下的婦女部所發生的事件，我仍然感到沉重和難過，也不斷在思考當時如何能做更多。

過去這一周，我暫停所有的競選行程，配合黨的調查，協助釐清事件處理的過程；同時，我也向身旁的女性友人和女性政治工作者請教，詢問她們對這些事件的感受，也不乏有人跟我分享她們的故事。這些敘述，幫我理解許多人身處敵意環境中的感受，以及他們共同的創傷，也讓我更深刻省思，從制度到結構、文化，乃至個人，我們可以如何更進一步完善這套防護網。

還原當時經過，婦女部的許嘉恬主任，在基於當事人隱私保密的前提下，曾向我口頭報告過此事，當時我向許主任表達：「1. 若當事人願意，應協助當事人進入性平程序；2. 若當事人有需要，應提供當事人法律協助；3. 立即停止與該廠商的合作。」

而許主任則跟我說：「當事人無意進入性平申訴機制，同時也已停止與該廠商的合作，先前拍攝的宣傳影片也將不會採用。」對此，我向許主任表達：「那尊重當事人的決定。」

我確實曾經思考過，自己的身份是否適合直接約詢當事人？

但按照我對「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作為「平行的獨立委員會」的制度理解：當時的制度設計，即是為了避免因上下從屬的權力關係，可能影響「調查公正性」與「被害人隱私與權利保護」的風險。

同時，基於本黨現行的〈性騷擾申訴及懲戒辦法〉規定：

「第七條 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錄，經申訴人確認內容無誤後，由申訴人簽名。……送交申訴委員會執行秘書。」

「第八條 各部門接獲相關申訴案件時，應遵守保密原則並立即轉交申訴案予申訴委員會執行秘書（即婦女部主任）」

「第十條 執行秘書（婦女部主任）及因業務上知悉申訴案件之工作人員，除有調查必要或基於公共利益考量者外，對調查過程與相關資料均應保密」

我並非案件受理人，也非申訴委員會委員，職權上我是否能直接約詢當事人確實有所顧慮。所以，當我從許主任那得知當事人決定不進入申訴機制之後，我僅能向許主任表示尊重當事人決定。

今天，民進黨的調查小組已公布調查結果，釐清當時事件處理的過程與責任，我並無「吃案」或「包庇」的情事。

但即便如此，我認為，我應該更早察覺到這個制度性的缺陷，例如：本黨現行制度中，受理案件的部門主管，同為性騷申訴機制的執行秘書，可能產生的制度缺陷，致使受害者不敢進入機制。

對於未能即時做得更多，承接住受害者，我仍感抱歉。

我也反省到，政治工作的場域中，長期存在「相忍為大局」的文化，但我們必須屏棄這個念頭，因為這種文化背後，犧牲的是弱勢、性別少數的權益。政治是由許多個人所組成，沒有人應該被犧牲。

在這波Metoo行動中，我們也看到不同環境和職業中都有類似的性平事件發生，所有案件都與各樣的權力關係連結，形成壓迫的樣貌，這顯示了我們的社會在性別議題和權力關係，需要文化和結構上的根本性改變。這個改變未必一蹴可幾。但是，制度改革則是我們能夠立即著手的第一步。

我認為，民進黨的性騷擾處理機制，至少有幾項需要改善的重點：

一、要建立足夠友善的第三方申訴管道，避免權力壓迫介入。

二、要進行公平公正的調查機制及程序，釐清真相。

三、申訴及調查過程應全程保護隱私，減輕受害者壓力。

四、制度建立過程應廣泛收集意見，讓基層工作者都有機會參與討論。

這段時間我反覆思考，如何協助在性別權力上弱勢的處境，我還有很長的路要學習。

未來，不論是制度改革，或是推動結構與文化的改變，我都會盡全力去做，這必然會是我未來致力的工作重點。

我想再次謝謝所有說出自己故事的人，也感謝所有對制度、結構或者我個人發出批評的聲音。我誠懇期望，未來，一起在性別平等的道路上向前邁進，共同建立更平權的社會，讓每個人都能夠安全、自由地追求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