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單蔓婷／台北報導）7成職場性騷擾受害者「選擇不申訴」，勵馨基金會直言「黑數多」的癥結在於「權勢關係」與「防治制度不健全」。《性別工作平等法》還有一個存在20年的制度性大漏洞：若雇主就是加害人，員工想提行政申訴，沒有「最高負責人」可協助處理，想請求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協助，雇主竟也在其中，形同「球員兼裁判」。
《性別平等工作法》賦予僱主在接獲職場性騷擾案情時的調查權力，2020年修正「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也要求僱用30人以上的雇主，需訂定並公開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但「30人以上企業」在全國工業及服務業占比不到1成，其餘中小企業皆未受此規範，民團呼籲，性騷擾防治法規應通盤檢討，所有規模企業均需訂定並公開防治機制。
而職場性騷擾同時適用勞動部主管的《性別工作平等法》與衛福部主管的《性騷擾防治法》，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王玥好直言，被害人在權責分工中淪為互踢皮球，政府應進行全面檢討。她建議處理職場性騷擾應採跨部會合作，建立僱主輔導和被害人服務雙軌並行的機制，中央主管機關也應編列預算，委託團體協助僱主處理性騷擾申訴。
職場性騷擾「黑數」高 民團批法規位階低機制失靈
現代婦女基金會2021年調查發現，4 成以上女性勞工曾遭遇職場性騷擾，勞動部2017至2021年「工作場所就業平等調查」也顯示，在遭受職場性騷擾的當事人中，高達7成「選擇不申訴」。
勵馨基金會觀察，申訴過程中最大挑戰是證據不足（50%）與申訴單位反應消極（37.87%）。可見缺乏可信賴的申訴機制與支持系統，是阻礙被害人求助、甚至帶來甚至二次傷害的重要原因。
已有法規卻求助無門，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秘書吳姿瑩指出，「勞檢流於形式」是問題。吳姿瑩說，雖然勞檢關注「職場有無相關措施」，但並不評估「處理過程有沒有保護受害者」、「程序是否保障隱私」、「能否真的讓加害者受到懲處」。也無法做到如消防安全設備功能檢查一般，在平日就安排演練。
早在政壇#Me too延燒前，婦女救援基金會也提醒「申訴機制在很多職場並未發揮功能」，比如立法院，當立法委員的辦公室助理或者志工遭遇性騷擾案件，只能仰賴立委提出申訴。若立委不願意、或因外界壓力無法處理時，立法院竟無力介入調查。「現在立法院有申訴專線，但這只發揮諮詢功能，沒有調查介入機制」。
雇主加害時 員工缺乏明確救濟途徑
職場發生性騷擾時，勞動主管機關透過《性別工作平等法》、「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建立職場內性騷擾得向雇主申訴的內部救濟管道，由雇主調查、懲戒。但辦法訂定準則位階低，且無明確法律授權，地方主管機關受理申訴案的標準作業程序，仍未能納入雇主為行為人的類型。
今年3月，婦女新知基金會與洪申翰、范雲等委員共同召開「最高負責人職場性騷擾之外部獨立調查機制」公聽會，與會專家學者皆認為雇主職場性騷擾問題存在已久，不能讓民眾只剩「爆料」一途，主張勞動部可仿照衛福部，將性騷擾調查事件交由具性別平等專業的委員調查。
婦女新知基金會喊話，職場性騷擾防治並非沒有解方，立院已有七位以上立委曾提出《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由勞動主管機關承擔外部調查機制。草案條文已寫好，呼籲勞動部正視職場性騷擾問題，承擔起保護勞工的責任與義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