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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威全／倫敦大學伯貝克法律學校博士
在台港生投書傳媒控訴蔡政府：「依靠反送中連任，勝選後卻逐步關上港人投奔自由的大門。」台灣讓港人如此失望，原因之一是國安系統防範匪諜的情治思考扞格了移民政策，造成台灣面對港人，說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
類似的批判聲音外國媒體也頗多報導。期待台灣政府開展雙臂歡迎港人是苛求，台灣從1980年代末期才開始摸索移民政策，相較於二戰後就開啟現代移民潮的西歐，台灣在移民研究很嫩稚，例如移民法教科書多是逐條釋義現行規定的考試用書，對移民的社經意義、移民對本土社會的貢獻沒能力著墨，面對外配、陸配，政府一開始很擔心其為社會負債，剝奪其工作權只當做次等居民，也是因為台灣社會原本把他們當做次等人。如此的社會共識與實務經驗現在要面對新的移民課題──政治移民，想移居台灣的港人們當然對蔡政府失望。
主管移民或香港事務的部會擔罵名其實有冤屈，香港政治移民不同於外勞、婚姻移民等經濟移民，不是這些部會說了算，政府擬定相關措施時，特別著重國安考量，情治系統的擔憂主導了實務，除了有少數個案令情治單位起疑，國安局暨以下的單位更擔心，政治移民的渠道一旦開啟，成為匪諜來台的綠燈通道。
因為台灣政府經歷的移民實務少，所以情治單位的擔憂超外行，我曾經在英國處理過政治難民實務，就個人在移民法的研究經驗與個案歷練指出情治單位的三大錯誤：
一、情治單位起疑的對象未必就是匪諜。這樣說，不是掰弄「舉證責任」、「未經審判証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等刑法常識，我瞭解情治單位以情資為判別，其標準不同於司法，但情治單位必須理解，移民說謊是常態，就好像國人返台在海關申報免稅菸酒數量時，誠實者幾希。申請移民個案當事者的說法令人起疑，可能為了隱匿家產，也可能擔心資料外流，或怕引起台灣政府不必要的揣測。台灣曾有任職情治單位的官員有同父異母的兄弟在大陸政府任職，不敢讓上級知道，怕影響升遷，港人申請來台也會有同樣擔憂，怕台灣政府知道其與大陸的多方牽連。更多的情形是，申請者會講些台灣政府想聽的話或事蹟，這些掰弄、說謊，不管是經濟移民、申請難民者，國際實務都是常態，情治單位不須少見多怪，不要以為諜影幢幢。
第二，以情治手法介入移民審查以防堵間諜，幾乎無效。這又涉及兩個概念，概念一，誠實的移民申請人，不管是經濟或政治移民，資料不完備或有衝突是常態。政治移民離開家鄉匆促，或不敢向家鄉當局申請資料，資料本就難齊備；經濟移民，以婚姻移民為例，十項資料裡有一、兩項有問題，才代表其案例真實。我曾受理婚姻移民陳情，外配與先生在越南面試時，先生說婚宴有五桌、太太說六桌，我駐外領務組否決其申請兩次，後來才清楚有一桌素桌另設場地，酒醉的先生沒記憶。這類例子太多，只有台灣此種移民實務幼稚生，以前才會在機場問人家太太的內褲什麼顏色，以為這是判別的標準。移民申請有缺漏代表真實，資料十全十美未必沒作假，說法一致不代表沒串供。概念二，就是基於以上真真假假的原因，與其情治單位花時間判斷哪些假其實為真，哪些真其實為假，根本不符效益，因此情治實務上應該是放人進來再追蹤，而不是介入移民程序企圖擋在國境外，「寧可錯擋一百也不要錯放一人」的思維下，結果是擋了一百也錯放了一人，兩者皆輸。以情治手法擋在國境外，通常擋的是名聲顯赫的爭議人士，擋不住真正的間諜，要抓間諜，先放進來再抓。
第三，情治歸情治，移民歸移民，才是最有效的國安手法。除了歐盟，美國也有實證研究顯示，若為了防制間諜，大規模緊縮簽證與移民措施，對情治工作無益，更傷害了美國可以從移民得到的利益。
美國保守派智庫加圖研究院（Cato Institute）針對間諜防制與移民措施的利弊做研究，調查1990年到2019年間的1485例間諜事件，研究涉及原出生於中國、墨西哥、伊朗、台灣、俄羅斯的間諜，這些案例共500多件，類型包括國安間諜、商業間諜，其風險分析顯示，以中國間諜為例，即便短期的大規模緊縮措施，對美國的傷害大，所獲致的國安或商業效益太小。
台灣關於移民的實證研究還不夠多，總是先把移民當成社會的隱憂，看不到其對本土發展的貢獻，面對政治移民，心態更保守，面對港人不想開門可以理解，但實務上必須認清，移民政策與防治匪諜不要搞在一起，情治歸情治，移民歸移民，兩碼事分開來才是有效的國安手段，擔心間諜湧入而設限港人移民台灣，實務上是錯的，對國家安全無助還阻斷台灣彌補人才缺口的機會，不要讓保密防諜的思考引導移民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