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可及／資深政治記者
藍綠兩陣營近來不約而同爆發「發言人之亂」，民進黨是行政院發言人陳宗彥因多年前性交易、性招待甚至喬事指控而黯然下台，在任還不到一個月。無獨有偶，國民黨蔣萬安的台北市政府，上任不到二個月的發言人羅旺哲也請辭下台，因牽涉市府團隊運作問題，一場茶壺內風暴正蓄勢待發。兩件事看似不相關，實則有著相同的背景因素。
發言人是單位和首長的門面，重要性非比尋常。然近十年來，由於整個媒體環境轉變及網路平台快速崛起，發言人的角色也有重大變化。過去的發言人，就算不是首長的心腹重臣，只要發言，就代表首長或單位的意志，起碼也是具一定新聞敏銳度、分量的學者或政治人物。
最具體的例子，是陳水扁在擔任台北市長時首任發言人羅文嘉。儘管當時羅文嘉年紀還不到三十歲，卻跟隨陳水扁許久，是其最倚重的大將之一。另一例，是馬英九擔任台北市長時的首任發言人是金溥聰，馬英九對金溥聰的信任，自不待言。發言人的「心腹」角色，一覽無遺。
不過媒體環境的轉變，卻讓發言人受到的挑戰越來越多，折損越來越大。以民進黨重新執政後的行政院發言人為例，就歷經童振源、徐國勇、Kolas、丁怡銘、羅秉成、陳宗彥六人，眼看又有第七人要上任，更換之頻繁，已成行政院所有閣員之最。雖然未必每個都都是因為「出事」才下台，但發言人的「高危險性」，已毋庸置疑。
在此情況下，各首長們自未必願意自己的心腹重臣出任發言人一職，以免過早折損，也避免被一起拖下水；而首長的心腹們，當然也未必願意承受高風險擔任發言人，隱身幕後指揮，是更好的選擇。於是應運而生的，就是各種「功能型」的發言人，如雨後春筍般冒出，而且，各陣營皆然。
這類「功能型」的發言人，多半具有年輕、形象清新、口才不錯等特色。取材的對象，許多來自於媒體，尤其是電子媒體，不少主播、記者都紛紛上位。而在綠營，有另一個取材的管道是「覺青」，也就是太陽花運動前後崛起的「青年才俊們」。
而這些人受到任用，不是因為自己是政治人物的核心，要說能在決策上有多少參與，或者多麼能詮釋老闆的政治語言，更者取得在檯面下釋出新聞訊息、檯面上正式發言的權力，無疑都非常有限。簡單來說，他們的功能就只是「麥克風」而已。對首長而言，他們是隨時可割可棄，而且馬上有很多替代人選的。綜觀各黨、各單位，哪個不是設了如過江之鯽、讓人已經叫不出姓名的「發言人」、「副發言人」職位？
此次台北市政府發言人羅旺哲去職，其實就是反應「功能化」發言人問題所在：發言人對自己的期待是「核心」，是「能充分授權被發言」，但期待和現實有落差，於是憤而請辭。而離職後還殺回馬槍，揭露前老闆的底，演變成茶壺內的風暴，也就不讓人意外了。
民進黨歷任行政院長在發言人的選擇上，也有類似情況。近年的發言人，稱得上是「首長心腹」的，只有丁怡銘一人。但丁怡銘因自身因素很快折損，甚至波及蘇貞昌，迫使蘇貞昌朝另一個極端做選擇，由法律專業、發言極其保守的羅秉成出任發言人。
而徐國勇、Kolas和陳宗彥，都算同一類型，「有民代和政務背景」的政治人物。這種人未必核心，但至少滿足「應付媒體」和「接地氣」要求。其中最成功的算是徐國勇，找陳宗彥當發言人，應也是想複製徐國勇的成功經驗。但這類型的發言人問題也是顯而易見：過去的背景，是否能禁得起考驗？既然本來就是政治人物，對首長、單位的忠誠度也就成了問題。徐國勇與蘇貞昌不合以及離開內閣後的紛擾，Kolas的酒駕問題，以及陳宗彥被爆料的性交易、性招待醜聞，都是明證。
其實，無論是陳宗彥或羅旺哲，在擔任發言人職務風評都不差。尤其是陳宗彥，在擔任內政部次長時，對媒體正式發言和私下交流，都算是進退有據，頗受採訪記者肯定。但終究都敵不過發言人「高危」風險。經過這兩次事件，看來政壇恐怕會出現更多「不發言」的發言人，羅秉成之重作馮婦，以及台北市新任發言人變成「老成持重」的王秋冬，都反映這樣的現實。這種「安全牌」，對於民眾「知的權利」而言，無疑是倒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