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日雲／總編輯

《港版國安法》在香港上路兩年多，香港數家知名度與影響力高的媒體，包括《港蘋》、《立場新聞》及《眾新聞》等陸續被停運，旗下記者四散，港府整肅媒體恐怖氣氛蔓延。

尤其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自前年8月被捕後，陷入囹圄至今，他一手建立的港台媒體王國，瞬間崩落瓦解。《港蘋》去年6月中再度被警方抄報社，香港不再擁有新聞自由的負評，震盪延續至今。

港府在押走黎智英後，港警國安處曾取得他的兩支手機，律政司認定依據《港版國安法》施行細則，可以檢取黎手機內的所有新聞資料；但黎即使在獄中，仍堅持新聞自由原則，質疑警方無權查閱他手機內包括新聞材料的資料，因此提出上訴，上月28日開庭時，卻傳出他確診入院隔離治療，病情如何，未見港府說明。

時間拉回去年6月中，《港蘋》位於將軍澳的總社二度被國安處「抄家」時，包括持任壹傳媒集團行政總裁張劍虹、周達權、《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副社長陳沛敏及張志偉等5人被帶走，關押至今。

一時風聲鶴唳，《港蘋》員工人人自危。據聞，當時港警帶走5人後，又傳出有一份「20人黑名單」，港府握在手上，視各界反應後，隨時準備動手。

香港的肅殺氣氛，不止瀰漫在媒體圈，更擴及市井小民。一位《港蘋》員工的老母親，日日憂心下一個被帶走的是自己從事新聞工作的孩子，每天早上4、5點起床後，就直盯著大門的「防盜眼」，深怕總是清晨出動捕人的港警，突然出現在自家門口。

人民擔驚受怕，憂懼無寧日。

當時，從事過雨傘革命的年輕人，擔心會被抓甚至被送中，也四散避逃他處，香港記者也湧現「逃難潮」。

一位已經安抵第三國生活一年多的前《港蘋》記者形容「那是很恐怖的走難經驗」。他們分批、小眾小眾的分頭出境，行蹤低調，「我是跟幾個有聯絡的同事一起走的，走的很匆促。」他說。

也有人在機場通關前，心情緊繃，因為誰都不知道能不能順利出來。畢竟前主筆盧峯就是在機場赴英國前被捕，並關押至今。

這些過去香港傳媒的中堅份子，四散各地，這位已經轉赴第三國的前《港蘋》記者說，「陸陸續續我們才知道，原來有三十幾個同事都在這裡。」不過，他們人雖安全無虞的在第三國生活，但是有些人被診斷出有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必需定期做心理諮商，聞之令人不捨。

一位仍在香港從事新聞工作的記者告訴我，當時港府的目標就是要抓人抓到這些傳媒停運為止。黎智英被逮，壹傳媒不就範，港府就頂著《港版國安法》大帽子繼續治你！之後《港蘋》第一次被抄報，還不就範，就繼續抓其他人。抓了其他人還不聽話，就繼續發動第二次抄報，繼續擴大逮人範圍。

中共這種「步步進逼」，威嚇你直到乖乖聽話的模式，也套用在他的外交策略上。

德國有一個私人資助的民間研究機構叫「墨卡託基金會」，1996年成立後，鎖定在科學、教育和國際溝通為主的研究事務上。2012年開始，啟動了對中國的研究，隔一年，基金會宣布投資超過1800萬歐元，成立歐洲最大的中國問題研究所。

時至今日，墨卡托中國研究所不只是德國政府的重要智庫之一，更是歐盟對中的重要智囊。

去年初，一位墨卡托的員工，利用私人休假時間，想到香港旅遊。他風塵僕僕地搭了10幾個小時抵達香港機場後，竟被海關告知「抱歉，你被列在不能入境的名單中，不得入境」。

這位員工大表詫異，他並未做違法之事，且之前並未獲知任何相關不能入境的訊息，對於被列入黑名單，百思不得其解，也問不出答案，只得悻悻然搭機離開香港。

回國後他氣憤地向當時執政的梅克爾政府投訴，但德國選擇默不作聲，並未對此事提出抗議。

去年3月22日歐盟因新疆人權問題制裁4名中國官員，中國隨即反制，宣布對最早揭發維吾爾族受迫害的德國與瑞典2名學者、8名歐洲議員和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等4個歐洲機構實施制裁，禁止他們入境中國。

當時德國媒體《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就不客氣指出，中國制裁學者和研究機構的目的「是打壓批評中國的聲音，懲罰不聽話的人」。

這是中國「以儆效尤」的另一種威嚇策略。

一位避走到他國的前香港記者說，香港民眾搞雨傘運動，走上街頭搞民主抗議，就是希望可以讓中國領導人覺悟港民要民主，「我們怎麼會這麼天真，以為這樣就可以改變中共」？

一哂。面對香港未來，我看不到樂觀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