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投票是民主國家民意表達的方式之一。資料照片
李珉愷／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助理教授
2021(去)年雖然沒有大選，但是從10月份的臺中市第二選舉區立法委員陳柏惟罷免案開始，12月的四大公投案，再延續至今年1月的中二選區立委補選、台北市第5選區立委林昶佐罷免案，菱傳媒與皮爾森合作推出了網路民調，次次都精準預測出投票結果﹐在2022新年期間再公布八都縣市議員好感度調查，為年底的九合一選舉揭露新的網路民調趨勢。
2021年底到2022年初一連串的藍綠政治選戰打得火熱，不只是不同立場的價值衝撞，更被視為是2022年底以縣市長為主九合一選舉的前哨戰。在每一場選舉過程中，攻防雙方使出渾身解數，爭取人民支持，而民調就成了雙方努力成果的展現。民意調查就是被用來以數據（量化）實證民意，在選舉期間呈現候選人支持度、評價、或是投票意向；而在非選舉期間則是展現人民對於政策、公共議題的態度等等。
民意（Public Opinion），指的是公眾的意見。政治學者Yeric and Todd將公眾定義為「一群具有共同態度的個人之集合體」，但是公眾並不一定代表全體民眾，社會中同時存在許多不同的公眾，有的關心某些議題、或是因為利益聚合成組織（利益團體）、或是擁有共同的意識形態；而意見指的是個人以語言或是行動表達出來的態度，民意可以被認知為個人意見的集合。Rubenstein指出民意具有三種特性：民意是用「強度」來表示、隱性態度對顯性態度、以及民意的不穩定。其中，民意的流動性可以從這次反萊豬、重啟核四公投逆轉同意優勢轉看出民意的不穩定性，當行政院積極進行公投宣講，讓民眾獲得更多資訊的同時，也建立起更深刻地公投意見印象，民意就容易發生轉變。
民意調查(Public Opinion Poll)，是基於社會調查傳統(survey research tradition)將民意視為可以透過實證科學進行量測的觀點。探究民意除了想要預見、預測民意的目的之外，更重要的是民意是一種動態的形成過程，建構論的觀點將民意形成的過程，視為是一種社會真實的建構，也因此民意是可以被實證的，而民意所反映的真實則是一種透過媒介所建構的真實，民調是可以藉由媒介操作，建構公眾意見，在政治議題上，候選人常在選戰過程透過滾動式民調，加以確認趨勢並調整選戰策略；甚至有些選舉民調目的不在於發掘民意，而是將問卷題目設計作為選舉攻防工具，視民調為媒介操作，動機可議。
民意調查是一種系統性、科學及公正客觀的蒐集資料，由於實施普查有其難度（時間或是金錢成本），因此只能透過抽樣，從母體中抽取出少部分的有效樣本，用以推論整個母體。所謂的有效，指的是「有代表性」能達到統計學上的「推論」，提高抽樣的準確度最好的方式並非增加樣本數，而是隨機抽樣。經典的案例是1936年美國《文學文摘》（Literary Digest）針對讀者進行大規模的選舉問卷調查，民調結果與實際選舉結果大相逕庭，主要因為讀者群大多是中產階級，而無法代表全體選民，以現在的觀點來說，在同溫層中進行的民調，樣本不具代表性。
民調的意義，除了呈現公眾意見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功能在於預測，但要讓民調的預測具有意義，就必須要依照民調樣本的基本資料進行分群，例如年齡、性別、地區等等，推測選民會不會去投票、會投給誰，以這次中二選區立委補選來說，投票率就成為林靜儀是否能勝選的影響因素，投票率越高代表有更多年輕族群返鄉投票，而林靜儀在獲得年輕人的支持度上顯然更有勝算。
事實上，依照各種要素細分的民調數據，才是候選人後續調整競選策略的依據，但是一般1068個小樣本數的民調，如果再加以分群之後，很可能年輕人的比例偏低，尤其是電話民調很可能訪問不到年輕族群，或是將小樣本分配到23縣市，每個縣市以不到50人的樣本用以推論或預測該縣市的投票意向，這也使得在分群中會放大其偏差。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民調就像是低解析度的圖像，在電腦上可以看得清楚，但是圖片印刷後會失真，放大後會有粗糙感。而要拉高民調結果的意義，就必須正視電話民調的侷限性，以及在數位時代下媒介使用行為如網路的改變，才得以貼近真實；4G、5G行動網路造就智慧型手機的普及，菱傳媒以網路民調作為系統、科學及公平的民意調查方式，是理所當然的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