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許玲瑄／台北報導）根據統計，台灣的貧窮率全世界最低，但台灣真的這麼「富有」嗎？2030台灣無貧困推進協會（以下簡稱無貧困推進協會）呼籲衛福部，應調整貧窮線，照顧更多需要的人，「貧困和脆弱被看見得太少了」、「過度嚴苛的貧窮線簡直就是國家恥辱」，台灣的生活比想像中更脆弱，很多人都處於緊繃狀態。

立委張廖萬堅針對過低的貧窮率提出修法版本，類似的法律提案在立法院還有14案，但對於協會的呼籲和立委的提案，衛福部救助及社工司代理司長蘇昭如表示， 立委和民團的反應，衛福部都有聽見，對於修法的版本，蘇昭如說，「沒有被排進議程」。

禁不起任何碰撞、一不小心就會碎裂的「蛋殼人」

無貧困推進協會致力於台灣貧困現象的研究與倡議，前兩年進行的《台灣365》紀實攝影計畫，招募素人攝影師，紀錄上百位「蛋殼人」的生活，而這些「蛋殼人」，就是台灣被隱藏的「相對貧困」人口。

「我們看到台灣有很多脆弱者，包括我自己，現在還在租房，只要收入一有問題，整個家庭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曾淑美解釋，這個「蛋殼人」、「脆弱者」，指的是生活處於不穩定狀態的人們，入不敷出，一旦生病或失業，個人或家庭就會往下掉，「台灣365紀實攝影計畫呈現的貧窮圖像，就是我們生活周遭的蛋殼人」。

曾淑美舉例，攝影計畫中一位主角，原本在德國文化中心有份體面的工作，生活穩定，後來為了照顧生病的母親，辭去工作，現在只能吃老本，「但這種生活能持續多久？其實是很脆弱的」。

她不避諱的再以自己為例，她和先生年屆60，先生有全職工作，她則是自由接案，目前一家在外租房，上有生病的婆婆，需要看護照顧，下有兩個尚未成家立業的小孩，「我們家現在沒有缺吃少穿，但只要我或我先生生病或失業，房租就會立刻付不起」。

而這些脆弱的人看起來很普通，好手好腳、認真工作，像是我們周遭的任何人，若不是被採訪，他們的脆弱不會被關注，「藉由這個活動，讓更多人看見台灣貧困、脆弱的現象，看見後才能繼續推動改變」。

貧窮率被美化  社工批評《社會救助法》不符實況

截至109年，台灣的低收入戶有14萬6,342戶，30萬241人，約占全國總戶口數1.64%，全國總人口數1.27%，貧窮率不到1.3%。而在美國 CIA World Factbook 的全球貧窮率報告中，台灣的貧窮率是該統計中最低的國家，和台灣相類似的社經條件，韓國貧窮人口率 16.7%，日本15.7%，台灣貧窮人口比起日韓，僅十分之一不到。

《製造低收入戶》探討台灣的貧窮議題，作者洪柏勳在書中指出台灣1.3% 的貧窮率，是因為政府藉著特殊的低收入戶機制，壓低貧窮線，悄悄地將那14%的貧窮人口給藏起來了。書中結尾還提到他幾次和社工走訪低收家庭的經驗，「有些人真的很慘，家在山區裡面，開個不起眼的雜貨店，人就住在店後方約三、四坪的小空間，木板隔間，上面糊滿報紙，就是那種很符合窮人刻板印象的屋子。一個患有小兒痲痺的先生躺在床上，旁邊是個越南新娘。看到這樣的狀況，卻發現他們不能申請低收，真的很不可思議，也不合理。」

一位資深的社會工作者批評，「《社會救助法》是最不符合社會實況的法，台灣的窮人只有30萬人，可能嗎？」他說，現行的貧窮線設計，忽略現代家庭組成及關係樣態多元，一昧綁住互負扶養義務的血緣連結，虛擬所得的計算，以及債務支出不納入等，這都是造成台灣貧窮率「被美化」的原因。

立委張廖萬堅也指出，在服務過程中接觸許多陳情案，明明需要協助，卻無法獲得補助，原因就卡在中、低收入戶資格認定，「社會救助的條件，有些不太合理的地方」，更甚者會製造家庭糾紛。

所以他提出《社會救助法》修法版本，希望制度更符合實況，「政府在疫情期間，以特別條例的方式對弱勢戶進行紓困，現在（疫情趨緩）比較恢復正常生活，應該考慮進入制度性的處理」。類似的修法提案還有14案，目前都在立法院社福及衛環委員會待審。

衛福部救助及社工司代理司長蘇昭如表示，立委和民團的反應，衛福部都有聽見，她指出，除了中、低收入戶補助外，還有榮民津貼、老人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等等，這些補助統計起來佔總人口15%；目前許多條文是礙於民法等規定，若有特殊狀況，可由社工特別認定。

對於修法版本，蘇昭如說，「沒有被排進議程，它影響的程度或迫切性沒有到那個程度」。

貧困就像社會疾病或創傷　「過度嚴苛的貧窮線簡直就是國家恥辱」

「貧困和脆弱都被看見得太少了」，曾淑美指出，這個計畫呈現兩個面向，讓社會對貧困的想像更多元，同時也看見，貧困的人其實是努力的。但足夠的努力卻仍無法脫離貧困，背後正是因為社會結構問題。

她說，很多人、包括她自己，尤其許多相對成功的人，對貧困者的直覺反應是「你有什麼毛病？What's wrong with you？」，覺得不夠努力才會導致貧困，她認為這是嚴重的偏見，「貧困就像這個社會的疾病或創傷一樣，很多人不願意面對，我們對貧困的看法真的要翻轉、要改變」。

曾淑美舉年輕保全的例子說，「今年22歲的黃杰，有家族遺傳的腎臟病，要定期洗腎。身為長男，因為父親受傷、失能，黃杰一人肩負一家五口的生計，高中畢業後就投入職場，除了保全，休假日還兼職其他工作。每個月勉強收入三、四萬元，但因為工時長、排班不固定，幾乎沒有時間與家人相處。」

「他有不努力嗎？沒有啊，他非常努力，他很努力的守護他的家」，曾淑美說，從計畫中的其他個案發現，幾乎所有人都以各式各樣的方式在努力，經歷各式各樣的辛苦，貧困的人不是遊手好閒，多數人和我們一樣努力生活，甚至更努力。

她也憤慨地說，「日本貧窮線都有15%，台灣的貧窮線你相信嗎？過度嚴苛的貧窮線簡直就是國家恥辱，太奇怪、太不正義了」。

對於人們的脆弱，曾淑美認為，「政府應該要提出看法和準備，例如應該先拉高貧窮線，然後制定相應的配套」，如此國家資源才能觸及到更多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