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其祿／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美國川普總統這次對其全球主要貿易夥伴所掀起的「對等關稅」風暴，無疑再次說明美國在國際現實主義操作下，只有國家利益，並無價值或理念的同盟合作。而台灣過去一廂情願的單邊押寶，如今正遭到進退維谷的困境。
此次台灣遭美國所開徵的的32%關稅，似乎比我們的主要競爭夥伴更為慘烈，如日本是24%、韓國25%、歐盟20%、新加坡10%，並也僅稍低於中國2%。概念上，我們當然可以指責川普僅用「該國對美貿易順差 ÷ 該國出口至美國的金額 × 1/2」此一粗暴的公式來決定稅率，抑或是在國內找一些長期受關稅保護的產業如汽車、保健食品等來做為代罪羔羊，但是近年來對美的巨額「貿易順差」，難道不也是來自於我們在政策上的導引所造成的嗎？
貿易依賴對象轉變、讓利紅利不再
猶記得在蔡政府初期，一項最常被討論的經貿課題即我們對中國(含香港)貿易的過高依賴(約4成)。但是至去年(2024)底，兩岸貿易依存度已創下10年來的新低(28.57%)，而這或許可歸功於政府脫中政策或「新南向政策」等市場分散策略的成功。不過，當我們將雞蛋從A藍移出後，卻似乎又慢慢向B藍集中，其結果依然是風險滿滿。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受到半導體和晶片需求推動，台灣去年對美出口額高達1114億美元，貿易順差增至649億美元，增幅達35％，這與2017年相比，台灣對美貿易順差增長7倍多，而這也正是這次川普關稅大刀砍向台灣的最重要理由。直言之，這樣高額的貿易順差，豈是我們降降汽車或保健食品關稅就能使台美貿易平衡？台灣半導體及高科技產業脫中後的向美靠攏及看齊，恐怕更是高額貿易順差的原因。
當然，台灣半導體及高科技產業對美的貿易依賴，也並非完全是台灣政府所能主控。既使是在美國拜登政府任內，台美間雖有「民主價值同盟」可依託，但因美中間的抗衡，此等產業在國家安全的理由下，似乎也只能在美中間做出選擇，而再加上民進黨政府在政治及政策上的抗中，自然更是全面加速市場向美集中，並使貿易依賴對象發生改變(中→美)。
過去，在經貿高度依賴中國時期，台灣確實獲得中國經濟上的「讓利」，但是卻有高度的政治風險；如今，站在美國盟邦旁邊，卻要面對親兄弟的明算帳了；32%的關稅、屢創新高的國防支出，再加上美牛、美豬，以及台積電1650億美元、創美國史上規模最大的單項外國直接投資案等，其皆為我們在美國保護下的經濟代價。台灣夾於中美兩大國之間，其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取捨(tradeoffs)確實是困難重重，甚至是兩面都不討好！
現實主義下的經貿衝擊、台灣仍缺因應劇本
台灣此次要如何因應川普關稅海嘯的衝擊？似乎仍未看見政府有效的因應劇本。對於中國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威脅，政府應該已有很多的準備及想定，但是執政黨或許從沒想過來自美國的經濟衝擊竟然也是如此巨大。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近年來的工作、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等，不知是否都成了一場空？尤其諷刺的是，這次被美國關稅報復的骯髒國家（the dirty 15），不僅是美國最主要的貿易夥伴，同時也是其最大的債權國家(台灣排名第12)，而美國川普總統的這波操作，是否也正驗證了債多不愁、欠債最大的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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