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威全／淡江大學政經系全英文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對重大爭議事件的發言，總有其獨到的說法，相較於既定科層體系被法律綁手綁腳、講究字字精準，梁文傑語言活潑有創意。去年陸船翻覆案發生在金門，兩岸交手曠日廢時，協商將要有進展時，媒體詢問「協商的定位是官方對官方、還是官方對民間？」梁文傑的回應是「當事人對當事人」、「陸委會的工作，就是來協助」。對此說法，違背當時國安系統所定調的交手策略，有高層在總統府從晚上痛罵到半夜。
不管是香港殺人犯陳同佳案，還是金門的陸船翻覆案，面對對手台灣方面手法一致，總想藉機達成官方與官方協商，抓住對手不得不與台灣官方打交道的契機，造成官方與官方正式接觸的事實，這策略有博奕的深意，但梁文傑「當事人對當事人」的說法完全與國安體系的共識不一致。其「陸委會的工作就是來協助」的說法，不只違反上級單位就此案對陸委會的定位，也與事實不符，因為當時協商者，陸方有地方台辦代表、海協會人員、紅十字會人員；台灣方面是陸委會文官領銜，海巡署等參與。梁文傑的講法違背既定策略，貶抑陸委會，把協商主體講成只是幫忙的路人甲。
或許梁文傑沒講錯話，而是有人授意，藉著出格的語言向中共拋媚眼，告訴中共說台灣協商團隊對自己的官方身分不堅持，因此北京龍心大悅，後來協商落幕。但當時一個陸委會兩種講法，陸委會副主委的講法與陸委會新聞稿的講法南轅北轍相互違背，陸委會作為機關權威性折損。
近日針對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戶籍的陸配任公職案，民進黨政府定調中華人民共和國籍就是「我國以外的國籍」，這點內政部與陸委會立場一致，梁文傑也沒問題，但他舉例時再次有新論：「有些國家不准人民放棄國籍，例如阿根廷，倘若有阿根廷籍人士歸化台灣、當選公職，如果其未能出示放棄阿根廷籍證明，一樣不能擔任公職。」梁文傑所言涉及外國人歸化，對於他所提的例子，其實《國籍法》第九條有但書規定「外國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免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三、因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無法取得喪失原有國籍證明。」就移民法制而言，外國人擔任公職本質是歸化議題，梁文傑談放棄國籍時忽略了《國籍法》第九條的規定。
關於《兩岸關係條例》中的大陸地區人民是否為中華民國國民，梁文傑的說法「用最白話的講，你有資格參加健保才叫做中華民國國民」，這更違反了民進黨政府的法律詮釋立場。持有居留權而沒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與戶籍的陸配，遑論任公職，連投票都不能，但有資格參加健保，其在台灣生活、工作、納稅、消費、養育下一代奉養上一代，如同持有居留資格的外配一樣，貢獻於台灣經濟，也貢獻於台灣健保保費。這些陸配沒有中華民國國籍與戶籍，而梁文傑說他們是中華民國國民。
擁有中華民國國籍、戶籍的陸配能否服公職，民進黨政府堅持他們一定要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違反《憲法》與《兩岸關係條例》用戶籍而不是國籍區分台灣人民與大陸人民的法制。《國籍法》規定的是外國人，與大陸人民無涉，民進黨卻以《國籍法》規範陸配，其說法玩文字遊戲，《國籍法》通篇講的是「外國」，民進黨政府各機關發出的文字聲明語言很巧妙，講的是「本國以外」，不敢白紙黑字說中國大陸是外國，卻用「本國以外」指涉大陸人民。
依法陸配無從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民進黨操弄此議題，必須放在其「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主張架構下來看，這是不敢高喊兩國論的兩國論，也就是說從2016年前總統蔡英文首任就職至今，民進黨立場已經從「不講出九二共識四字的九二會談精神」，走到了「不敢說但實質的兩國論」，企圖打造一個與中國大陸無關的中華民國，不同於《憲法》與《兩岸關係條例》規定的中華民國。
如果這是法理台獨的起手勢，那所有的官方語言都要很細緻，最重要的是精確。蔡英文執政時，如同陳水扁執政，兩岸沒有官方對官方的制度性協商，做錯事，講錯話，沒關係，甚至為了應付記者亂詮釋兩岸動態、放似是而非的消息，當時陸委會沒有權威性，不傷及兩岸關係，頂多是國安會又從早上罵到下午，陸方台辦系統訕笑，反正台灣民眾也不懂。不像有制度化的官方對官方協商時，任何消息的釋放，任何的語言，準確為優先。當下陸委會的發言目的只是要面對台灣民眾時，外行無所謂，政治本來就不是講究內涵與道理，講的是人民的感覺，相較於資深文官的有為有守，梁文傑迎合民氣是政治正確，但執政者若真心推動中華民國的新的法理架構，那就是另一回事。
陸委會正副主委，前者有專業但沒有選民基礎沒有政治實力，賴清德如此委以大任，藉其佔住這關鍵位置不讓其他勢力、人物染指，若內閣要洗牌也方便挪移無顧忌；副主委則有政治歷練，主委管不住副主委的嘴，眼下小傷，只有專業的文官在意，長期而言，還是得避免引發大爭議。
唯有一途，間接私下與國台辦打個招呼：「某某人的講話就請不要在意了。」請北京不用藉此為美中台關係多增不必要的小插曲。兩岸有制度化協商時，陸方很清楚，連戰、吳伯雄等在北京的發言不真正代表台灣官方立場；讓現任陸委會副主委政治功能等同於昔時的三大公九大老，也算是升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