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吳政峰／台北報導）台北地檢署懷疑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擔任台北市長期間，涉賄指示副市長彭振聲(羈押禁見)護航京華城容積案，8月31日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承審的台北地院法官朱家毅9月2日罕見以柯「犯罪嫌疑不重大」、「沒有明知違法」2要件，諭知無保請回，讓北檢跳腳，許多基層檢察官也紛紛質疑裁定理由跳脫實務見解。
《刑事訴訟法》第100條規定，羈押除要符合本刑5年以上重罪、犯罪嫌疑重大，還要有勾串、滅證、逃亡之虞等要件。柯文哲涉犯本刑10年以上的違背職務收賄罪及5年以上的圖利罪，已符合重罪羈押要件；朱家毅也直言，京華城外加20%的容積獎勵，不符合《都市計畫法》、《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公益性、對價性。
朱家毅認證京華城案確實有違法之虞，卻罕見以「犯罪嫌疑不重大」，諭知柯文哲無保請回，恐非現行司法實務常態。
過去多數羈押庭法官考量偵查處於浮動狀態，通常會尊重檢察官對於「犯罪嫌疑重大」的認定，也就是除非檢方聲押有明顯瑕疵，譬如：槍砲案件沒有槍枝或子彈的鑑定報告、毒品案件未檢驗毒品成分等一望即知的證據疏漏，否則多數法官不會逕予認定犯罪嫌疑是否重大，並以此要件駁回。
即便法官心裡暗自認為，檢察官聲押的證據暫時無法構成羈押事由，仍會換套說法，改以沒有羈押「必要性」駁回，讓檢察官繼續進行其他的偵查動作，避免偵結前發生縱放後遺症。因此對於被告是否犯罪嫌疑重大，法官原則上較少越俎代庖，以利偵查權發現真實。
朱家毅的作法形同實質審理柯文哲的犯罪事實，進行嫌疑重大的判斷，並據此駁回檢察官聲請。而法院公開宣示柯文哲的犯罪嫌疑不重大，也等同表明依檢察官手上的證據，成罪機率低，頗有「毋庸再查」的意涵，模糊法官與檢察官之間的分際。
朱家毅另一個諭知無保請回的憑據，是採信柯文哲的說法，指他不具專業，才會相信都市計畫委員會的決議，而非「明知」20%的容積獎勵違法，仍指示通過。但此見解未必符合目前《貪污治罪條例》審理實務，更可能成為民選首長日後指示下屬圖利廠商的保護傘。
事實上，幾乎所有涉貪的公務員都會主張不知自己的行為觸法，透過選舉取得權力、不具專業的民選首長或民意代表更是如此，常抗辯就算觸法、但未達「明知違法」要件，意圖為自己解套，但絕大多數都不被法官採信，最後仍遭判刑。
原因在於實務推定公務員對本身職位應負何種權利與義務，須有清楚的認知，若感到模糊，應尋求上級或政風機關的意見，而非逕行處置或決行，自陷觸法風險之中。因此主張沒有「明知違法」而脫免罪刑的被告，實務上成功的案例不多。
舉例來說，新竹一名清潔隊員因同情一名拾荒婦，把一些載回來的回收物放在她家門口，結果被依《貪污治罪條例》起訴。他雖喊冤不具法律專業、不知道這樣違法，仍被新竹地院判刑10月、緩刑2年，可見得要以沒有「明知違背法令」進行無罪答辯，難度有多高。
京華城容積案的各個階段，柯文哲從收到陳情、專簽交辦，到便當會、指示彭振聲擔任專案小組PM、蓋章決行等重要時間點，都留下身影，顯示他在本案並非單純機械性的蓋章角色，而是已知悉京華城欲提高容積率，做成相關指示。況且，本案利益高達上百億元，非日常業務性質，柯文哲身為市長，又有廉政平台可諮詢，更被賦予嚴格檢視案件有無違法的義務。
朱家毅採信柯文哲辯詞，指柯並非都委會的與會人員，無從直接知悉開會情形，自身亦無相關專業，才會信賴具專業性且為多數決的都委會決議，以及具相關專業的彭振聲意見，因此不能就此認定柯文哲主觀上「明知」都委會形成違法決議或20%的違法容積獎勵，仍下達指示。
朱對於「明知違法」的定義，不只與實務見解有所差距，在聲押期間就實質認定柯有沒有「明知違法」的犯意，也稍嫌過度超越羈押庭的框架，縱然法官依法享有獨立審判的空間，但司法也該兼具安定與穩定性，而非如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才能讓人民得以預測。
柯文哲該不該羈押，白綠藍各有立場，是非對錯不是司法系統外的人得以判斷，在民主法治的台灣自應尊重法官的心證形成空間。但朱家毅若要採用特殊見解，就有必要強化其論理結構，先挑戰目前穩定實務見解有何盲點，再以本身的專業提出服眾的觀點，方能穩固定紛止爭的司法權威。
北檢將提起抗告，二審高等法院究竟會採目前的實務見解，撤銷發回北院更裁，或認定朱家毅的見解更符合現今潮流，而變更審判典範，改以朱的見解做為未來類似案件的基礎，不只影響柯文哲的案件走向，更是個別公務員、乃至於行政機關未來貪污罪的紅線，事關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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