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威全／淡江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今年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推出〈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簡稱〈決定〉），號稱是「新征程上的一份綱領性文件」，內文裡特別向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致敬，當年的三中全會開啟中共的「改革開放」，今年舊事重提，意謂著習近平政權持續依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徑。

最能清楚詮釋1978年三中全會路線的文件，是中共史上的另一份「決定」，1984年中共第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該文定調「十一屆三中全會决定把全黨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來…」，意思是此後多談經濟少談政治與意識形態；1984年的〈決定〉更稱頌1978年以來中共「大膽衝破『左』的思想束縛」，直白宣稱要向右轉、擺脫教條。今年中共通過的〈決定〉，內容向1978年三中全會致敬，標題向1984年三中全會致敬，可見經濟改革仍是重點。

整份〈決定〉有15個部份，第13部份講國安，第14部份講國防，第15部份講共產黨領導，其他12個部份都直接在談經濟與社會制度，至於與以前有所不同之處，應是淡江大學教授張五岳說的最精準：「這次中共三中全會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在以安全建設為中心的前提下，討論全面性改革開放來推進中國式的現代化。」

共計15個部份的〈決定〉，內容60條，習近平在說明這份文件時還提示了「五個注重」、「五位一體」、「四個全面」…企圖提綱挈領讓人理解〈決定〉的用心，習近平作為撰稿者之一，還得三令五申向讀者反覆解釋稿子的用意。其實偉大與高度無須自己頌揚，讓人民有好感的政策不用多，一個就可以贏得掌聲，人民自有評價。 

雖為官腔官調的政治文宣，〈決定〉卻是解讀中共政策思路的重要憑藉，就好像歷屆的三中全會皆有其制度上的意義，不能只蔑稱其為大拜拜。〈決定〉高舉「中國式現代化」，有理論上的意義，意謂現代化不應該只有一種路徑，現在化不是只有西方模式，這點其實在西方學界也是老課題了。現代化概念流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當時美國和西方盟友致力於重建歐洲，形塑全球政治和經濟體系新結構，現代化的主張認為，社會是以線性發展的，就是「落後」國家發展到「現代」國家，而所謂「現代」的指標就是經濟成長、技術進步和政治體制，發展就只有這一條路。對這一套現代化理論，西方左派長期以來批判這是帝國主義殖民與征服的傳統產物，只是在20世紀以工業文明的姿態展現，這套現代化的想法是以西方中心的觀點，預設了西方文明的歷史發展道路是世界所有文明都應該遵循的藍圖。西方強權的現代化觀點不僅邊緣化了非西方的發展道路，也沒有考慮到文化、歷史和社會的複雜性，真正的現代化應該是這些複雜性所決定的獨特發展軌跡。

現代化最大的問題是，當非西方國家提倡現代化時，不只迎合西方意識形態，也迎合了西方發展的利益；當西方經建專家，例如聯合國專家、歐盟專家在非洲、亞洲推動土地改革、經濟政策時，也同步驅使非西方國家依附西方國家以進行發展，非西方國家淪為邊陲而西方國家為核心。

中共高舉中國式的現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反西方霸權的進步意義，就好像一帶一路在全球化潮流裡企圖走出不以西方為核心的發展路徑，但當中國式現代化在中共口中與「民族復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成為同義詞時，政治上有個效果：什麼是「中國式」、「中國特色」，共產黨說了算，缺點與缺失可以在「中國式」的口號下被講成「特色」、被遮蓋。例如，「專制」可以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口號下成為理所當然的中國特色，這點就很難說服中國大陸以外的民眾。到底中國式現代化能否帶來與西方資產階級不一樣的民主，也就是中共自稱的人民民主？相應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制度到底為何？中共沒有給出答案，習近平在其任內幾屆的工作報告等重要文件，包括今年三中的〈決定〉，只有重申要堅定共產黨的領導。

對中共而言，政治上的集權與市場機制是相輔相成的，這可以從〈決定〉裡高喊市場機制的內文看出來。西方與台灣媒體總愛調侃習近平「國進民退」、「管控、封閉」，把習近平說成是搞人民公社的毛派，但現實上中共經濟政策主調並非如此。也無須嘲笑集權與市場機制並存的現象，因為政治力凌駕經濟市場，其實也是西方國家在凱恩斯學派以來的常態，那個國家不是中央政府在調控銀行利息？各國的中央銀行本質早已不是銀行，而是操弄市場的工具。無論如何，西方國家至少給了人民美夢，儘管統治的菁英階級愈來愈固化但領導人是可以被置換的，這是中共無法回應的課題。

〈決定〉一文裡的意識形態很亂，承襲著鄧小平路線擺脫左派教義，秉承「不管黑貓白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的思想，由此看來〈決定〉很右；但裡面企圖改革社會體制的口號又有相當的左翼色彩。從1978年起，「摸著石頭過河」成為標誌性語言，被解讀為鄧小平領導下實驗探索的態度與方法，看起來〈決定〉的主要內涵仍是不拘泥於意識形態、講究實用主義的「摸著石頭過河」，中共大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時候是真的社會主義，有時候只是形左實右的遮掩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