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威全／東吳大學全球華商研究中心諮委
軍情局為了防堵詐領情報費，根據國防部送立院的報告，「擬將情報人員單線領導作業模式調整為團體協作機制」，我已撰文指出國防部的說法太外行。第一，單線領導與團體協作，兩種方式不互斥而是相互補充。第二，核實情資重點在長官的知識能力，不是在行動過程中「加人」、「加報告」。除此之外，國安系統議論此案更不該忽略，線民不是同志，不管是單線領導或團體協作，線民與同志雖然同樣具有臥底性質，但要區別對待。
單線領導有必要性，但這個工作常態已經被神化、上綱為不能打破的紀律。說單線領導是戴笠統掌情報工作以來，國安、軍情近百年的傳統，這說法很弔詭，戴笠當然有單線領導，但戴笠幫蔣中正監視政敵、下令刺殺左翼分子，也常是團體行動的成績。單線領導的故事常被過度神秘化、戲劇化，史家寫汪精衛政權高層周佛海，認為周佛海為戴笠在偽政權臥底、伺機相助國民政府，戴笠墜機亡後周佛海感嘆從此無人知道兩人間往來的秘密，以致抗戰勝利周佛海被判死刑…彷彿戴與周之間是秘密的單線領導關係，這是誤解。周佛海私下向國民政府表態，解釋他待在汪精衛政權的「苦心」，稱其與日本人周旋有利抗戰，願意配合國民政府，他嘗試或接觸的管道好幾條，周佛海被判死刑，是輿論皆曰可殺，不是他與國民政府暗通款曲情事隨著戴笠的死去而被湮沒。周佛海是線民，不是同志。
這次軍情局軍官捏造3位幽靈中共情報員、詐領情報費用，歸罪於單線領導有待商榷。任何制度都會有弊案，但討論單線領導時必須注意，本案本質涉及線民，而不是自家的臥底同志，這必須區隔對待。就算所運用的是貨真價實的中共情報員，不管其情資多可貴，他們就是線民，不是同志。運用線民重點在管控、核實其情報真假，運用自家同志的重點則在保護與深入，兩者有異，不必把線民的安全上綱到與同志一樣，藉此強調操作線民非得單線不可。
哈佛法學院教授娜塔波芙（Alexandra Natapoff），曾是聯邦公設辯護人，在法庭上為罪犯辯護，也曾參與聯邦和州的刑事法律立法工作，她對於臥底工作、告密者頗有論述，在「告密─刑案線民和美國司法正義的侵蝕」一書裡，娜塔波芙犀利地挑戰線民運用的問題，也提出改進見解，她的視野觀照美國認罪協商制度所形成的「告密市場」，卻也觸及臥底、告密者的實務。
娜塔波芙綜合自身經驗，訪談了偵察實務工作者，得到具體結論，「愈依賴告密者，愈無法分辨其提供情資的真假」 ，在業界的行話裡稱做「陷入與線民的戀愛」。以偵察實務而言，掌控線民者變得愈來愈依賴線民，以刑事為例：幹員依賴線民提供的證據，線民協助幹員成案、破案，與線民的合作有助於幹員的業績與升官，一次兩次下來，愈來愈依賴線民的情資掌控地下社會，變成沒有線民就無法破案。問題不只如此，幹員採用線民對現實的描述，對地下社會的理解都被線民牽著走，線民的訊息，當然是選擇性的，對他自己有利，不代表地下世界的全貌，線民有時會讓幹員對地下社會愈來愈陌生，同時在幹員的誘惑下，線民也會編造、捏造或操縱。
這樣的關係新聞界很熟悉，太類似。特定記者寫的內幕，常是單一來源，不管是來自總統府或是在野黨，放內幕者要的是有利於他老闆的解釋，因此開放萊豬可以說成是為了臺灣經貿前途、世界和平的高瞻遠矚，儘管實情只是為了回報白宮、幫川普拉農民選票。類似的例子太多，媒體的立場當然是只要你敢講我就敢寫，因為一定會有別的記者或別的媒體呈現完全不一樣的說法，真正的是非曲折依賴讀者多方參考核對。
但線民與幹員的相處比這更複雜，不實情資常難核對，以致傷害秘密工作，因為：第一，有時無法短時間藉著其他管道、不同的訊息來源來核實；第二，長官無知識，太好騙。
線民與運用線民的幹員之間，不同於幹員與幹員的關係，更非上級與部屬的關係，線民的出發點永遠是自身利益，而且這利益是他現實生活、正常制度裡無法獲得的。中共情報員真的是因為熱愛三民主義而被臺灣策反，若在中共體系裡能升官發財，他為何要賣情報給臺灣？台商如果能賺錢，為何要當政府的線民？線民之所以成為線民，在美國刑事體系裡，是因為想認罪協商，在情治世界裡，當然不是為了追求自由民主，也不是因為中年危機想開創斜槓職涯第二春。
幹員與線民的關係，不是紀律問題。軍情局處理線民，不管是要團體協作模式，還是要單線領導，其實都可以，但絕對不能用後勤幹員與臥底幹員間的關係來類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