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自隆／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兼任教授
如從1994年的「410教育改革大遊行」起算，教改今年剛好滿30年，經過30年的所謂「教改」，台灣社會「改」了甚麼，又有甚麼「未改」？
先說「改」的部分，首先教改明顯的阻礙台灣的社會階級流動，以往大學聯招時代，不管你爸爸是王永慶、郝柏村，還是老芋仔、佃農、菜販，只要有本事就能進好大學，取得進入菁英社會的入場券；若沒本事考取，爸爸是天王老子也不管用，大學不是靠門第可以進去的；所以問問周遭50歲60歲的主管，有多少來自清貧家庭，而現在可以拿高薪獨當一面，都是大學聯考讓他拿到菁英社會的入場券，大學聯考促進台灣社會上下階級的流動，讓清寒子弟看到有用功就有希望。
但現在的「多元」入學明顯對低社經家庭的孩子不公平，推甄從準備資料、寫自傳開始就是軍備競賽，平常要參加有的沒有的活動，才能拿證書讓履歷漂亮，資料整理也要花錢找人指導或捉刀，窮人家的孩子怎麼辦，父母每天一睜眼就要張羅三餐，哪有閒錢去參加夏令營，閒暇有時間就應幫忙顧攤看店，自顧已不暇，還能當志工？
面試，對窮人家孩子更不利，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孩子通常落落大方，勇於與人互動，可侃侃而談，而窮人家的孩子，由於父母的社交網絡有限，缺乏學習，因此相對比較閉鎖，不敢表達；曾經有次面談，問一位應試生暑假做甚麼活動，她說要去NASA看火箭，這是高社經家庭出身的學生才會有的反應，而這位充滿自信的學生當然是錄取了。
再舉一個例子，或許大家更可以瞭解面試所帶來的潛意識社會歧視，假設當年馬英九與陳水扁，同時去台大法律系入學面試，只錄取一個人，你猜誰會錄取？當然是馬英九，光是字正腔圓的國語就會完勝。
「多元」入學讓國立大學的學生大都來自都會地區高社經家庭，窮人家的孩子只能去後段班的私立大學，背著學貸勉強讀四年，大多時間在打工，學校大班上課，老師也照顧不到，上課不是打瞌睡就是滑手機，本科專業沒學到，白白浪費4年的時間與學費。
教改帶給台灣的第二個改變是「學歷貶值」，廣設大學讓大學文憑貶值，廣設研究所讓碩士學位貶值，廣設博士班讓博士學位文憑貶值，「學位」是學術訓練的證書，但台灣人卻把「學位」當作社會地位的證書，現在真的是碩博士滿街跑，不相信的話，去華納威秀看電影，從2樓丟塊小石頭砸到的路人，不分男女，保證都有碩士學位。
碩士滿街走還可以，反正都是做實務工作；但博士就糟糕了，博士訓練要3年以上，取得學位都30餘歲，教職工作不好找，少子化讓後段班大學關閉，教職沒了，只能當流浪教師到處兼課，兼課可是做「功德」，助理教授1堂課只有800元的鐘點費，要賺4萬元，一週要跑3或4個學校，一個月要上50堂課，而且寒暑假不上課不給薪；更慘的是，到處奔波，沒有著作發表，不能升等，這輩子就助理教授到頂。
廣設EMBA也是，絕大部分的EMBA都有兩個特色，一是高學費，把E視為Expensive，二是幫大老闆學歷鍍金，教育部居然還有「吳寶春條款」人人都能讀研究所，真的是陷吳寶春於不義，所以國中畢業的地方型政治人物都有生技碩士學位，讀EMBA班，活動是重點，打高爾夫、品紅酒、跑戈壁沙漠，研究所教育徹底庸俗化、商業化。
教改帶給台灣的第三個改變是「貶抑技職教育」，高職或五專幾乎不見了，技職是國家工業化的基礎，沒有技職匠人的支撐，GDP的提升只靠晶圓代工，就說台灣經濟亮麗，是虛胖與幻象，是建築在沙灘的大廈，頭重腳輕。
如果沒有那麼多的大學，而是在高中階段就讓孩子直接接受高職教育，3年5年的扎實訓練，會遠比上後段大學，打工、學貸、滑手機混4年有意義多了；上了大學後心態不一樣，現在各行各業缺工，基層工作沒人做，是不是和人人都是大學生有關？
教改沒有影響到台灣社會是「學生負擔」，當年教改的訴求之一是「減輕學生負擔」，但30年了，學生負擔有減輕嗎？南陽街補習班的生意有變淡嗎？
只要有競爭，就會有補習，而競爭來自家長觀念，這是30年來從沒有改變現象，好大學就那麼幾家，當然會有競爭，如何贏得競爭？就是補習，學業要補、課外活動要補，連推甄技巧、文件準備、面試都要補；越教改，補習越多，孩子負擔也越重。
台灣的教改幾乎是移植自美國，但美國社會和台灣不同，橘逾淮而為枳，文化與社會不同，哪能全盤移植，美國那一套台灣吃不下的原因就是「家長觀念」，當觀念改不了，制度怎麼設計都沒用，這和少子化一樣，政府無論砸多少錢鼓勵，生育率還是不會提升，套句老話「笨蛋！問題在觀念」。
當年李遠哲頂著諾貝爾光環回台，李登輝受到月暈的影響（halo effect），認為有諾貝爾獎一定懂教育，讓他總綰教改大任，當年享受光環，30年後就得概括承受，但指責一人何用，後面的路怎麼走，新內閣的教育部長總要提出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