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楊政凱／台北報導）為因應Metoo浪潮，《性別工作平等法》修正案於7月底三讀通過，但藝文產業具高度特殊性，藝文相關工會指出，藝文產業裡「自營工作者」近八萬人，比例偏高，即便修法仍有不適用的隱憂；實務上，工會處理性平事件時也面臨許多困境，並呼籲文化部成立專責委員會，以因應特殊的勞動現況。
今年5月台灣掀起Metoo浪潮，各界埋藏已久的性平事件紛紛浮上檯面，藝文界同樣深陷其中，並在7月中知名攝影師謝春德性侵未成年少女為引爆點。日前《性別工作平等法》修正案三讀通過，除確立「權勢性騷擾」定義，也加強雇主應有責任，並將公司應建立性平申訴機制的僱員人數，擴及10到29人。
然而，修法卻難以應對藝文產業的特殊性。文化部去(2022)年11月公布「文化產業工作者勞動概況」報告，在近21萬名文化產業工作者中，受僱與自營工作者的比例約為64%比36%，意即在藝文界有將近8萬人無固定雇主。
再看111年全國整體就業人口數據，受僱者918萬名、自營工作者129萬名，比例約88%比12%，顯示非典型勞動為藝文界常態。然而，這次修法仍未保障自營工作者這類「無僱傭關係」的勞工
台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簡稱藝創工會)秘書長曾福全指出，在無固定雇主的情況下，藝文工作者大多無法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藝文團體或組織，也難以自發性建立性平處理機制。相關制度的缺乏，是藝文界面臨的現實。
心理諮商為被害人必需資源 藝文工會量能有限
曾福全說，藝創工會在6月初開始接收到申訴後，便出現問題─工會不知道該如何提供協助。因為在這波Metoo之前，他們主要專注在勞權議題，能做是「轉介」給勵馨基金會等專業團體處理。
藝創辦公室主任程德匯說明，自營工作者只能向警察報案，被害人將直接面對司法調查，須提出充分證據。但對被害人來說，第一時間就想提告的是少數，真正需要的其實是「有人能夠傾訴」，這涉及到龐大心理諮商量能，工會既沒有諮商專業，也怕「越聊越糟」。
曾福全補充， 1個案通常需要24節數以上的諮商(1節約50分鐘)，目前合作機構已提供相對便宜的方案，但1個人完整的諮商仍要價近4萬元。工會受限經費不足，難以讓受害個案都能得到服務。
程德匯無奈地說，透過工會長期累積下來的資源，只能提供6、70名會員諮商服務。再看既有的法律諮詢服務，1小時要5千元，若確定「委任」律師，單一審級均價約9萬元。倘若進入司法訴訟，沒有民間單位能負擔得起。
選舉考量致修法倉促 立委嘆勞工權益仍需努力
對於修法結果，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諭深感遺憾。她曾提案要求10以下微型公司，也需提供性騷擾申訴管道，但勞動部認為要建立申訴管道有其難度，且會影響公司運作，或令雇主難以執行，最後仍設定人數限制。
但她強調，重點是要讓當事人能清楚知道「如何尋求協助、有何資源可用」，並非一定要在內部成立申訴機制。勞動部也曾回應，會有相關配套措施，但形式和時間表都不具體，對她來說就像是在推卸責任。
王婉諭指出，自營工作者目前仍不受《性工法》保障，儘管在《性騷擾防治法》修正後，如延長申訴期、明令保護被害人個資等，多少有加強保障。但她也坦言，這次修法在選舉考量下變成「有修就好」，沒能做細緻討論。未來是否針對自營工作者擬定保障措施？也還沒聽到有相關進展。
藝文產業狀態特殊 工會籲建立專責委員會
曾福全表示，藝文產業大多透過「承攬契約」形成臨時組織，是否為僱傭關係，仍得看從屬性而定。以小劇場來說，一年可能只演出一兩場，或為了藝術節等活動臨時組成，成員多是短期合作。若發生性騷擾，在不適用《性工法》下只好走《性防法》，但這又會回到沒足夠資源進行訴訟的死胡同。
他認為當單位人數過少時，就不適合走「內部申訴管道」，而是尋求外部處理，也就是工會呼籲成立的「專責委員會」。像性騷擾的常見問題是難以證明，有時是瞬間的觸碰、言語騷擾，或是發生在住家等私密空間，因此成立具有調查權的「專責委員會」，便有其重要性。但這又牽涉到修訂新法，恐怕橫跨數個立法院會期才會定案，一切並非易事。
王婉諭說，藝文團體通常組成規模較小，一旦發生性平事件，在責任釐清上會更加困難。她認同在文化部或地方政府文化局處下，設置專責委員會是可能解方，但需要先就藝文界實際工作狀況及環境，做全面性檢討。或可採南韓作法訂定相關法案，賦予「藝術人」特殊地位，以獨立處理藝文工作的性平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