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自隆／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兼任教授

國民黨公布性平案處理結論，謂鄭、傅兩位立委涉騷案，二案皆無管轄權亦查無實據，依法函請主管機關處理；二案性質不同，用同一結論，顯然是和稀泥。

鄭姓立委被記者指控餐敘時與其握手，用手指頭騷擾，是否屬實？一是兩造主觀感受，二是掌中之事，旁人不得知悉，為避免羅織構陷，所以用「查無實據」作結，尚稱合理，對記者不愉快感受，鄭姓立委應該適度表示歉意，事件就此落幕。但傅姓立委的涉騷，用「查無實據」就顯勉強。

傅姓立委涉騷案，指控者亦為記者，女性，指稱2014年餐敘飲宴時，受到時任縣長的傅姓立委騷擾，此為公開場合，在場應有多人目擊；國民黨進行黨內調查時，指控者表示對情節「描述鉅細彌遺」，並找出多位目擊者出面作證，但最後國民黨仍做成「查無實據」的結論，指控者無奈說「我除了佩服，不知還能說什麼」。

國民黨最後的處理方式是大甩鍋，謂本次案件因係發生於被害人執行職務場合，故應依照《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函請由主管機關台北市勞動局處理；這種甩鍋有一些可討論的地方。

《性別工作平等法》主要規範雇主與受僱者的行為，傅姓立委與記者並無雇傭關係，國民黨新聞稿所謂「本次案件因係發生於被害人執行職務場合」，也未必精準，事件發生於採訪對象（即國民黨）作東邀請之社交飲宴，參加不參加悉聽尊便，勉強不得，哪能算「執行職務」，國民黨函送台北市勞動局，勞動局又能處理甚麼？

因此似乎應該是依《性騷擾防治法》送社會局，但時效已過，該法13條第一款規定申訴時效為「事件發生後一年內」，此事件發生在9年前，時效顯然已過，所以社會局恐怕也無法處理。

再回到《性別工作平等法》，該法30條規定「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性騷擾行為或違反各該規定之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傅姓立委涉騷，指控人當場就發飆，被指涉騷擾對象明確，而且有人也聽到她發飆，所以追訴期為2年，早過了，並不適用騷擾對象或行為不明的10年追訴期；更何況國民黨、傅姓立委、女記者，三者之間彼此均無雇傭關係，騷擾行為發生於社交飲宴無關工作，所以也不能引用該法處理。

所以說，傅姓立委涉騷案，對國民黨而言是倫理問題，不會是法律問題；倫理問題就應該黨內解決，而且被控方係黨內重要成員，更應該以較高標準處理，而不是直接甩鍋給政府機關。

倫理問題與法律問題有甚麼區別？舉個簡單的例子就會瞭解；某甲對父母不理不睬，是社會俗稱的「不孝順父母」，但這是倫理問題，法律無法介入，法律無法強迫某甲一定要對父母噓寒問暖，但若毆打父母或惡意遺棄，就是法律問題，法律即可介入處理。傅姓立委涉騷案，指控者指證歷歷，被控方矢口否認，就應以倫理角度檢討，做成爾後規範，豈能以一句「查無實據」了事。

可惜了，國民黨對傅姓立委涉騷案，無法就倫理角度有適度作為，錯失修補形象的機會，也坐實指控者所說的「你的黨為了保全你，已經犧牲了它所剩無幾的信譽」。